二、历史的大转换与司马迁的立传标准
    从本纪--世家--列传中，可以看出，司马迁与当时的封建文人相较，确有着思想认识上的新取向，即把历史从帝王家谱引向中下层，把对历史的考察置入广泛的社会环境。在对历史的记述上也摆脱了文告、编年、国别等记录方法的局限，而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风土人情、日者龟策、游侠刺客，佞幸滑稽等包罗万象的社会生活，从社会关系上去加以展示，并从中寻求历史变化的法则。这无疑是认识上的一大转变。人及其相关联的社会活动成了《史记》记述的主要对象，“其最异于前史者一事，曰以人物为本位”。（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因而考察司马迁对人物的立传标准，对于客观地把握其思想是很有必要的。
    司马迁把不同的历史人物分别放入本纪、世家、列传加以记述，这之中确实有着人物地位、名份高下相倾的因素，并为此一再受到班固、刘知几的责难。司马贞的索隐和张守节的正义对《史记》人物为何分别归入本纪、世家、列传的解释，也显得牵强。这表明对司马迁为人物立传的标准缺乏正确的认识。实际上，纵观整个《史记》的人物传记，人物的业绩是最为突出的立传标准。各阶层，各种职业的代表人物，突出展示的是他们的社会活动及历史作用，而客观记录人物在活动中展示出的人品，则成为评判人物的另一个方面。对此，司马迁亦有所表露：
    维昔皇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唐尧逊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万世载之。作五帝本纪第一。
    始皇既立，并兼六国，销锋铸鐻，维偃干革，尊号称帝，矜武任力； 二世受运，子婴降虏，作始皇本纪第六。
    秦失其道，豪杰并扰；项梁业之，子羽接之；杀庆救赵，诸侯立之； 诛婴背怀，天下非之，作项羽本纪第七。
    子羽暴虐，汉行功德；愤发蜀汉，还定三秦；诛籍业帝，天下惟宁，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纪第八。（《自序》）
    从整个十二本纪看，虽全是“王迹所兴”，但在司马迁看来，更重要的是这些人物的活动所产生的历史作用和社会影响。五帝为天下立法度，禹使九州攸同，始皇并六国，项羽灭暴秦，高祖定天下，孝文除肉刑，孝景平灭七国之乱而天下翕然，武帝则攘夷狄，修法度，改正朔，易服色。这些人物的业绩对社会生活和历史进程都产生了最直接的巨大影响。对于项羽，刘知几在《史通》里说“事起秦余，身终汉始”，“项羽僭盗而死，未得成君”，应当放入列传，指责司马迁抬高项羽。实际上，司马迁强调突出的是项羽“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项羽本纪》）的英雄业绩，充分肯定的是人物对历史的贡献。在这里，司马迁并不掩盖人品某方面的缺陷，对刘邦并不因为是帝王而隐讳其奸诈，对项羽并不因为其英雄而掩盖残暴，展现出来笔直书的可贵精神。
    对作为股肱之臣的三十世家，司马迁强调的是“忠信行道，以奉主上”的业绩。周公辅政；陈涉发迹；萧何填抚山西、推计踵兵；韩信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陈平安宗庙、定社稷，等等。所突出的乐然是人物的社会活动和历史作用。“无侯伯之位，而称世家者”的孔子，司马迁指出，“仲尼悼礼废仍崩、追修经述，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自序》）。突出孔子在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同时暗合着当时“尊儒”的社会意识。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的记录中，充分显示的是人物自身的社会活动及其对历史发展的影响，而人物的出身、社会地位、经济状况、职业等则退居到了次要地位。刀笔小吏的萧何、曹参，乡人家贫的陈平，以织薄曲为生，为人吹箫治丧事的周勃，布衣出生家贫无行的韩信等，他们大多以卑微的出生而出将入相，其命运的改变在于充分把握历史的契机。机会是均等的，而不在于身世的高下及财产的多寡。这一点，在七十列传中体现得更为明显。策士、兵家、小吏、刺客、游侠、儒者、医卜、倡优等均可入传，即使是令人不齿的佞臣、宦者，司马迁也认为“非独色爱，能亦各有所长”而为之作传。司马迁摈弃了世袭论、血统观的偏见，以人物的业绩和人品作为品评人物的尺度。帝王也好，功臣谋士也好，下层人物也好，在这个尺度面前是平等的。这既使历史展现出广阔的社会生活面，也表明司马迁认识新视角的确立。
    但不容忽略的是，司马迁在为人物作传时，等级观念还是存在的。从体例的设置上来看，《史记》首先把记帝王之事、王迹所兴的十二本纪放在最前面，然后继以辅拂股肱之臣，再述扶义俶傥、立功名于天下的人臣。之所以如此，就如“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自序》）它们之间的序是不能僭越的。从中不难看出司马迁“尊主”的思想。这与孔子述《春秋》，正得失，抬高天子地位的情况虽有不同，但在以帝王为中心，突出王权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
    可见，司马迁思想中的人民性因素是有限的。对于陈涉，司马迁的确站在肯定的立场上为其立传，但肯定的是其作为反秦豪杰所起的历史作用，而不是当成起义领袖加以歌颂。汉室天下得力于农民起义，陈涉首难，功不可灭：“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除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秦楚之际月表》）另外，司马迁主张仁政，反对暴政，秦作为暴政的代表，陈涉作为反秦代表，肯定的是陈涉抗暴的社会意义，说明秦行暴政，起于闾巷的陈涉也能推翻社稷。这与贾谊“一夫作难而七庙毁，身死人手，为天下笑，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之意相似。这恐怕也是司马迁为陈涉立传的一个重要原因。
    秦汉之际作为社会变更的一个过渡阶段，经历了陈涉起义，楚汉战争而最终确立汉家一统。在这个转换过程中，历史呈现出相当活跃的趋势。当“天下苦秦久矣”时，人们纷纷斩木为杆，争为天下王，历史人物（包括中下层）的个人活动突出且较少受到限制，人们可以充分施展自己的抱负，于是造就了大量出身卑微的王侯将相。传统的世袭论要解决这种新的历史现象，确实有许多困难。因此，当如实品评这些历史人物时，就势必会肯定其社会价值，闪现出一些人文因素。汉初的贾谊等思想家都有这一共通性，我们对司马迁思想中的人民性因素也应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