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强调指出的是，在美国中国史研究的转向过程中，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是 一位最为重要的学术人物。施坚雅的贡献在于突破了地方史研究主要囿于行政区域空间 的局限，提出了以市场为基础的区域研究的理论。他于1977年主编出版的《中华帝国晚 期的城市》（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是自7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史研究由 综合性研究转向地方性研究过程中的一本最重要的著作。该著可说是地方史研究潮流的 一种反映，所涉内容大部分是某一城市的个案研究。如：F.W.牟复礼（Fritz Mote）关于 14世纪后半期南京城的历史和斯波义信（Shiba Yoshinobu）对宁波及其腹地的探讨。然 而，本书最重要的部分则为施坚雅的五篇论文。这些论文与他的其它一些论著作为一个 整体，可以称之为中国史研究在美国的真正突破。
    在这些论著中，施坚雅运用中心地学说的原理进行了关于中国城市史以及城市为中心 的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他通过对19世纪中国区域城市化进程的详细考察，认为“由于中 国各大区域独特的自然地理结构，及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没有哪两个区域的城市体系是想象的。”②因此他在力图确定十九世纪中国城市化程 度的同时，引进了区域研究方法，并在大规模经济区域的意义上，将19世纪中国划分为 9个区域，提倡进行打破省份界限的不同区域的研究。在施坚雅看来，中国历史的结构 “是一个由网络相连接的地方史和区域史所组成的层次概念。它们的作用范围体现在人 类相互关系的空间形式之中”，历史学家在分析某些微观进程时应当把微观考察和宏观 透视结合起来，将局部地方史与大型区域史联系起来，而且“只有在一个富有意义的整 体中加以详细阐述，才能揭示出地方史学者研究成果的真正意义。”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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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详参拙作《孔飞力和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2期。
    ②施坚雅著：《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68页。
    ③同上，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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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施坚雅对中国各历史时期的城市，尤其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城市发展和地方 市场结构所做的大量、细致、别开生面的研究，使美国的中国史学者提高了在研究经济 社会史时的空间感，注意到了地理条件和空间关系。
    受施坚雅跨行政区域研究方法的影响，美国的中国地方史研究出现了跨行政区域多点 研究的新形式。如：黄宗智（P.Chung-chih Huang）的《长江三角洲小农家族与乡村发展 》（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350-1988） 跨越清代史和近代史鸿沟，对长江三角洲600年间的历史进行纵向考察；杜赞奇（Prasen jit Duara）、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和黄宗智从不同的角度对华北农村的社会和 文化进行了专门的研究。而周锡瑞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Boxe r Uprising）中则围绕与义和团运动有关的几个重要区域进行了集中考察。他认为，义 和团运动具有广泛的世界性意义，但是它归根结底是一次地区性的运动，而且“一个省 份本身地区差异都很大，很难作出有什么实际意义的概括”，因此他把“大部分精力都 投在描述山东省内各个地区的特征上面。”①同样，萧邦齐（R.Keith Schoppa）对沈定 一的研究主要也是围绕几个明显具有政治意义的场所展开讨论。他认为，历史研究“应 当对空间予以更多的关注”，作为大都市的上海、省会的杭州和乡村的萧山衙前，沈定 一在这三个活动场所其“整个身份序列的结构和含义是随着区域背景的差别而变化的。 ”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