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在史料方面，方志、档案、宗谱和口述文献成为主要的材料。
    决定地方性研究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用来进行这种研究材料的性质。地方志作为主要记 载一个行政区划的政治、经济、文化、物产和社会风俗方面的综合性的资料，由此就成 为研究地方历史和文化必不可少的重要文献。
    施坚雅在研究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时，深刻地体会到方志的重要性，认为“数千部 方志为县或其他行政单位编写的地方性的志书，提供了地方市场和通常有关交易过程本 身的异常详尽的资料。”③因此，在他的著述中大量地引用了方志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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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③William 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n Studies.（24）：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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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关于地方史的著述也无不以方志作为重要的史料。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 》中引用了从18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的十余种县志和村志。孔飞力的《中华帝国 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所应用的各种方志有近五十种。穆黛安把省府州县的地方志视作 为观察海盗最为丰富的资料。她那本关于华南海盗的著作将诸如广州、香山、顺德、南 海等各种府县志作为重要的史料加以利用，其中还包括《南海县志》所载的朱程万传记 中的一篇完整的论述海盗的文章--《己巳平寇》。穆黛安还大量利用台湾、越南方面 的档案以及一些私家记述，如袁永纶的《靖海氛记》、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大班” 的日记和议事录，来补充“官方”资料的不足。
    除此之外，口述材料也成为重要的史料来源。周锡瑞将义和团起源的研究建立在历史 文献与口述材料的基础上。在他所应用的资料中，最为主要的是60年代山东大学所做的 调查资料。周锡瑞认为，所有这些新资料，包括新公开的档案和口述历史，使他能够更 详尽地观察义和团兴起地区的地方社会和民间文化。另外，马若孟的《中国农民经济： 河北和山东的农业的发展，1890-1949》（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Agricultura l Development in Hopei and Shantung,1890-1949）、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 社会变迁》，以及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中有关村级结构的资料大量的来自 于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调查材料--主要是根据1940-1942年间调查编成的六卷本《中 国惯行调查报告》。这一报告主要部分是关于河北和山东六县六村的情况，其中大部分 是当时采访农民的记录。
    （三）
    长期以来，美国学者总是以“王朝周期循环”观念来解释中国的历史。他们认为，中 国历史在西方入侵前始终处在王朝循环的“停滞”状态中，整个社会充满“惰性”，唯 有等待西方猛力一击，才能沿着西方式的“近代”社会前进。但是，现在许多学者通过 地方和区域史的研究越来越认识到中国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并以一种更为动态的观 点来探讨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
    他们认为，由于中国的区域性与地方性的变异幅度很大，过去把中国史的“各种现象 加起来，再加以平均”的做法，只能使人们“对历史现实有一个均匀、单一的理解”， 因此要想对中国历史整体“有一个轮廓更加分明，特点更加突出的了解”，“就必须标 出这些变异的内容和程度。”①马若孟要求学术界不要将他研究华北的结论随意应用于 其他地域，因为中国地域广阔，情况复杂，往往西北地区出现大饥荒时，华中地区的农 业情况仍相对繁荣，所以只有当其它学者研究了其他地区后，才“可以就中国农民经济 提出一个总的理论。”②这种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研究在萧邦齐的《中国的精英和政治变 化：20世纪初的浙江省》（Chinese Elites and Political Change:Zhejiang Province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中也得到了进一步表明。萧邦齐认为，即使在一个 省份之中（如绍兴、宁波、杭州）精英类型也是多样的，他们的专门化、商业化以及政治 上的组织化程度都有相当的差异，其最明显的变化在于精英的居住地愈是靠近封闭的、 多山的边陲地区，愈是具有军事化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