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美国中国史研究领域加强地方史研究的趋向，不仅是对60年代后期与70年代初期反战 运动中的反帝与自我批判倾向作出的回应，而且也是对60年代以来美国整个史学界内部 的变化作出的回应。在这里，年鉴学派的影响尤为至深。
    从60年代中后期起，年鉴学派通过学者交换等方式大举渗透到美国各大学历史系。年 鉴学派强调人类社会是彼此独立和多元的观点，主张在总体史观的指导下深入研究某些 特定地区的总体史，认为地区史“作为总体史研究的基础和样板，关注的是整个人类群 体的历史，反映的是一个地区总体的历史面貌。”③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70年代美国 史学界兴起了“重新发现美国历史的复杂性”，“重新察觉历史动力的多样性”浪潮。 ④中国史研究的“地方史化”倾向即是这一史学潮流的一种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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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周锡瑞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4页。
    ②肖邦齐著：《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 第249页。
    ③吉尔伯特莱编：《当代史学研究》，台湾明文书局1982年，第285页。
    ④Michael Kammen,ed.,The Paset Before Us:Contemporary Historical Writing inthe United State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0,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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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社会史和文化史成为中国史研究的主要内容。
    70年代以来，美国一些史家为了深入而具体地重新考察中国历史，缩小了研究单位， 开始从事地方史的“个案”研究。在地方史研究中，他们的重点又放在社会史和文化史 的研究上，从而拓宽了以往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研究三分天下的治史格局，使社会 史和文化史成为研究的双翼。
    在这类研究中，魏斐德（Frederic Jr.Wakeman）、戈德曼（Brvna Goldman）、艾尔曼（Be njamin A.Elman）、杜赞奇等人的著述都很有代表性。魏斐德的《大门口的陌生人》（St rangers at the Gate:Social Disorder in South China，1839-1861）是一部以中英 关系为主要对象，以广东为主要地区，以1839-1861年为讨论时间界限，以中国南方社 会变迁为主体而写成的著作。戈德曼在其新著《家乡、城市和民族：上海的地区网络和 身份》（Native Place,City,and Nation:Regional Netwo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 ghai，1853-1937）中探索了会馆与大众社区生活的紧密关系，并提出上海作为一个移 民城市建立的许多供奉移民崇拜的神祗和先贤的会馆，成为了社区的象征性中心，对市 民的日常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它如杜赞奇、斐宜理、黄宗智、周锡瑞等学者都从自 己考察的空间范围着手，对地方的社会和文化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而艾尔曼则将思想史的研究与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结合起来。他在《从理学到朴学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中试图透过政区和地方史的视角展示考据学的崛起 ，其考察的空间对象是明清时期大运河沿岸的文化中心城市苏州、杭州、扬州、常州。 艾尔曼的另一部新作，则将18世纪今文经学的重新崛起与常州地区的社会史的发展结合 起来进行了考察。他在该著作中指出，明清时期的学者因为个人和地域性团体的差别， 文学或哲学宗旨不同，或师承关系的区别而被界定为家学。常州今文经学即是这种家族 学术理念的体现，它的传衍“仰赖于特定社会、政治环境中的宗族纽带”，因此，研究 常州的今文学派必须“探讨清代今文经学形成过程中经学、宗族、帝国正统意识形态三 者互动的过程。”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