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地方史研究的深入为美国中国史学界提供了一幅更加多样化的中国历史画面。 而随着多样性的增加，人们对过去的某些定论提出的质疑也越来越多。例如，长期以来 美国学者认为清末改良派与革命派之间的分歧是一条“永远无法弥合的鸿沟”。③但是 兰金（Mary Rankin）、楼兹、周锡瑞等人通过对浙江、上海、广东和湖南、湖北的研究 ，指出“改良运动与革命运动往往互相交错，致使两者之间有时似乎已无法区别。”④
    同样，贝蒂关于明清两代安徽桐城县地方上层社会的研究，也对以往有关这一时期中 国上层社会的若干标准的结论提出了挑战。过去，美国学者一般认为，通过科举考试是 取得绅士身份必不可少的一步，而在明清两代上层社会内部，上下流动的现象已相当频 繁。但贝蒂通过研究认为这种现象在桐城皆不属实。她指出，该县上层社会人物绝大多 数出自六大宗族，这几个宗族在明朝后期已扎下根基，并在整个清朝继续统治着当地社 会。因此，确定明清时期上层社会地位的主要依据始终是土地占有情况和宗族组织关系 。
    地方史研究的深入也使美国一些学者突破了“王朝周期循环”历史观的局限，开始致 力于中国社会内部发展动力的探讨。
    施坚雅在探讨中国历史的结构问题时指出：中国历史结构发展变化具有一种周期性， 但这种周期不是王朝更替的周期，而是以城市为核心的区域经济发展和衰落的周期，“ 在这一过程中，区域内的各种资源，经济的，政治的，以及社会的，文化的，都在日益 增长，被适度地调配，并卓有成效地加以利用。”⑤
    他的这一观点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这些学者通过地方史的研究发现中国的“若干 历史过程绵延不断，横跨最近四个世纪一直伸延入民国时期”，类似“长江下游地区的 城市化，力役折银，某种区域性贸易的发展，民众识字率的提高以及绅士队伍的扩大， 地方管理工作的商业化”，皆“推动了若干行政与政治方面的变化”。⑥一些学者还在 充分发掘地方历史的“本土性与内在性的变化因素”的基础上提出，由于经历了明清两 朝巨大的历史变化，19世纪初的中国“已处于全面引发中国社会变革力量兴起的西方及 日本侵略的前夜。”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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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柯文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华书局1989年，第142-143页。
    ②Ramon H.Myers,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Hop ei and Shantung,1890-1949.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P.294-29 5.
    ③K.S.Liew,Struggle for Democracy:Sung Chiao-jen and the 1911 Chinese Revol u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p159.
    ④Edward J.M.Rhoads,China’s Republican Revolution:The Case of Kwangtung,18 95-1913.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P.273.
    ⑤施坚雅著：《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54页。
    ⑥Frederic Wakeman,Jr.,Introduction:The Evolution of Local Control in LateImperial China,In Frederic Wakeman,Jr.and Carolyn Grant,eds.Conflict and Con 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P.2 .
    ⑦艾尔曼著：《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江苏人民出 版社1998年，第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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