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中会成立后便准备利用中日甲午战争所造成的动荡局势在广州发动起义。1895年2月，在香港成立了兴中会总部。各种具有反清动机和思想的人如杨衢云、谢缵泰、黄咏商等，在兴中会的大旗下集拢。
    檀香山兴中会的章程表达了强烈的爱国、救国的思想，而香港兴中会成立后，又对《兴中会章程》进行了修订，更为鲜明地揭橥反清的旗帜。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早期民族主义以反清仇满为主要内容，它继承了太平天国的反清思想和朱元璋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观念，但又比它们进步，因为它的兴起与中国近代面临的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联系在一起，反清的直接目的是避免被瓜分命运，挽救民族危亡，争取民族解放，建立强大国家。这个特点在兴中会的章程中表达得很清楚，章程没有提出反帝的口号，但要把中国从外国欺凌中拯救出来的意图，是非常明确的。它直指清政府“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反清是为了“兴中”，振兴中华。这与单纯的复兴汉族在中华民族中的支配地位和改朝换代是不同的。民族主义在它一开始便具有了近代民族独立运动的鲜明色彩，这是洪秀全和朱元璋的民族观念中没有的东西。
    广州起义虽未成功，但表达了岭南革命派的反满情绪，南中国最早举起了反清革命的民族主义大旗，震动了中外社会。
    二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权主义几乎与民族主义同时产生。在檀香山兴中会成立时，入会盟书的内容是“联盟人某省某县人某某，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倘有贰心，神明鉴察。”⑦
    在中国，把反清思想与创立合众政府的民主主义思想结合在一起，便是由兴中会的誓词最早提出的。对于革命后建立民国的目标，杨衢云比孙中山更为坚定和明确。
    据孙中山自己的回忆，杨衢云曾与他就这个问题进行过激烈的争论，杨衢云坚定的主张对他有深刻的影响。孙中山曾对《大同日报》的编辑刘成禺说：“予少年主张，谓汉人作皇帝，亦可拥戴，以倒外族满清为主体。杨衢云与予大闹，几至用武，谓非民国不可。衢云死矣，衢云死矣，予承其志，誓成民国，帝制自为，予必讨之。”⑧又据陈少白的回忆，杨衢云的确曾因为孙中山对创立民国的目标不够明确而与他大吵了一通。陈少白说：“孙先生学医，后坚决排满，于共和制度尚有出入，与衢云交，既莫逆，衢云则非造成民国不可。一日议论有出入，衢云持先生辫，盛气欲殴之。予在旁，分开两人。”⑨
    这个早产的民主主义思想当时只是在岭南少数革命党人中有清楚的认识，而大多数群众则仍是“反清复明”或“反清兴汉”。1903-1905年，反满的革命思潮勃然兴起，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民主主义思潮，则相对比较薄弱。著名革命宣传家章太炎的文章里，反满言论俯拾即是，而民主共和思想则难以找到。有的革命刊物，排满言论激烈，民主言论不足。如《浙江潮》第9期上的《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认为，只要把满人的政权换成汉人政权，革命便完成了，建立什么政体关系不大：“果为中国人之中国，立宪可，专制亦未尝不可。”《中国白话报》第3期林獬的文章说，若是汉种人做皇帝，“我们百姓自然应该忠他”，“我们爱的是自己汉种的皇帝”。《江苏》第6期柳亚子的文章说：“公等今日其勿言改革，唯言光复。……与其臣事异种之华盛顿，无宁臣事同种之朱温。”因此，可以说不少人并不是“三民主义”者，甚至连“二民主义”也不是，只是个“一民主义”者。
    在这种情况下，岭南革命派对于民权主义的认识和宣传便显得极为难能可贵了。他们由于多为华侨或留学外国的知识分子，或在香港等地接触过西方政治制度，对于民主政治了解和研究比内地的革命分子更多一些，而反对专制统治也更为坚定一些。
    对于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共和国的设想，在孙中山的思想中是逐步明确起来的。1897年，孙中山在英国伦敦向一俄国人推荐他的英文著作《伦敦蒙难记》，当时，该俄国人与其他几个外国人向孙中山提出了一些问题，其中之一是：“您希望在中国有什么样的制度来取代现存的制度呢？”孙中山回答说：“我希望有一个负责任的、有代表性的政体。此外，还必须使我们的国家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我不是说，我们要全盘照搬过来。我们有自己的文明，但是，因为无法进行比较、选择而得不到发展，它也就停滞不前了。”又问：“换句话说，您是希望中国大体上能出现日本那样的变化了？”答：“对。不过，日本的文明其实就是中国的文明，它是从中国传入日本的。……”⑩从这里可以看到，孙中山希望中国向西方学习，像日本那样进行改革，但又不是全盘照搬西方的政制。他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共和国的概念还是不十分明确的。
    同年，孙中山与宫崎寅藏、平山周的谈话中，把共和与“人群自治”联系起来，认为人民自议、自理的制度，便是共和的精神。他说，中国古代的“三代之治”以及当时僻地荒村的“敬尊长所以判曲直，置乡兵所以御盗贼，其它一切共通之利害，皆人民自议之而自理之”，便是共和的“神髓”了。
    1900年6月，孙中山和杨衢云、郑士良等从日本横滨乘船赴香港，在行前的一次谈话中说：“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与华南人民商议，分割中华帝国的一部分，新建一个共和国。”（11）这是最为明确的关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公开表述。
    1901年，美国《展望》杂志记者林奇在访问了孙中山后报道说：“以联邦或共和政体来代替帝政统治，这是孙逸仙的愿望。”（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