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这一叙述的字里行间，这一理论模式的架构充分贯彻了唯物史观的三个最高原则，或者说这一理论模式体现了三个本质特点，即物质的统一性、发展的辩证性、人的主体性。
    关于物质的统一性，即上述引文所谓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关于发展的辩证性，这一理论所阐述的人类社会宏观发展规律，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对立统一的、作用与反作用的演化规律，就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对立统一的、作用与反作用的演化规律。这一理论注重阐述“关系”。关于人的主体性或实践性，这一理论揭示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载体就是人，人的社会物质活动构成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对立统一的运动。或者说，前者是历史的具体，后者是理论的抽象。对此，马克思还指出：“人本身是他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基础，也是他进行的其他各种生产的基础。因此，所有对人这个生产主体发生影响的情况，都会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改变人的各种职能和活动，从而也会改变人作为物质财富、商品的创造者所执行的各种职能和活动。”（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1861年8月-1863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第300页。）
    其二为这一理论模式在架构上的开放性、兼容性。详言之，首先，这一模式之基本概念具有合理的抽象性；其次，其架构具有立体性，其演化具有辩证运动性。
    关于第一点。从人类哲学史、思想史上考察，古往今来优秀、合理、具有旺盛生命力的理论体系，其基本概念或逻辑的出发点，都具有合理的抽象性。所谓合理的抽象性，系指一方面其有明确的或较明确的指向，另一方面其又是对这一指向广阔领域的理论抽象。明确的指向性，为这一理论的可社会实践提供了前提条件；而抽象性则创造了其兼容的空间。如老子的“道”，儒家的“礼、仁”，程、朱的“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萨特的“存在”，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合理抽象性。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架构之最基本概念生产力、生产关系则具有大限度的合理抽象性。其表现为：一方面这些概念明确指向社会生产、社会生活领域，从而使这些概念及其所演绎的理论具有确定性、社会实践性；另一方面其又是对这一广阔领域高度的理论抽象，从而使之具备最大时空范围内的适应性和对之进行多方面、多层次解读的兼容空间。关于前者自不待言。关于后者，就在马克思那里，他自己对这两个概念就有多方面、多层次的阐释。如对生产力，就有劳动生产力（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7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页。），活劳动生产力（注：参见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04页。），死的生产力（注：参见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29页。），特殊的生产力，主观的生产力与客观的生产力（注：参见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95页。），一般生产力，直接的生产力（注：参见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8、219-220页。），社会生产力（注：参见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68页。），联合的生产力（注：参见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528页。），个人生产力（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7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00页。），物质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力（注：参见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73页。），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资本的生产力（注：参见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1861年8月-1863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259、260页。），实际生产力，物化生产力，潜在生产力（注：参见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37、211、270页。），等等。而对生产关系则有，一定的联系和关系，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注：参见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1847年12月下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44页。），社会生产的关系，经济关系（注：参见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8页。），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注：参见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8月3-1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4页。），交往，交往形式，一切物质交往（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8、83、130页。），社会生产方式（注：马克思认为：“对于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来说，这些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7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3页）），历史的关系（注：参见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05页。），等等。马克思有时还把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并列使用（注：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1894年10月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694页。），把生产关系与分配关系并列使用（注：参见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1861年8月-1863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第473页。），等等。
    正因为如此，之后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才更有可能对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整个唯物史观作新的解读与发展。
    关于第二点。在上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引文中可以看出，这一理论模式是一个基础与上层建筑、作用与反作用的多层次架构与系统过程。易言之，其具有结构的立体性与发展的辩证性。这就使我们能借助这个理论多角度、多层次地观察社会结构，动态地、辩证地考察社会演化。马克思、恩格斯就是这样做的。如关于人类社会形态演化与取代的规律性描述，就是因角度与层面的转换，有本质一致而表现形式不同的诸种描述。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首次提出人类社会经过的五种所有制形式：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资产阶级所有制、未来共产主义所有制。1859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序言》一书在论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时，也阐述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依次出现的社会形态：“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页。）在1886年出版的《资本论》中，马克思充分论证了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此为“五形态说”原形。后斯大林将之固定化、普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