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于此同时，马克思还提出“三形态说”。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写道：
    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
    许多论著认为，“三个形态说”是马克思成熟的思想。这在《资本论》里也有所阐述。在《资本论》第1卷“商品拜物教”一节中，马克思从剖析价值形式的资本入手，把整个人类社会划分为三个阶段：直接的社会关系、物化的社会关系、自由人联合体。这同“三形态说”是一样的。
    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除上述两种主要划分外，还有一些次要的划分。如以阶级斗争为着眼点或标准，把人类社会历史上的生产关系划分成对抗形式和非对抗形式（注：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页。）；以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生产力为着眼点与标准，将人类社会划分为资产阶级以前的社会形式与资本主义社会（注：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册（1863年7月-1864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第4页。）；以社会文明的程度为着眼点与标准，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史前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注：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页。）；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特点，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公有制社会、私有制社会和共产主义公有制社会等（注：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1页。）。
    显然，上述种种划分是从不同的角度、层面观察历史结果。它们虽貌似不同，却本质一致，是互相说明、互相补充的。当然，人类社会各个部分的发展历程，在总的趋势上是一致的，而具体阶段的表现形式和细节又可互不雷同、各有特色。一般来说，对一种将阶段分得过细的划分，可能在内容上更为具体，但其所代表的普通性与一般性就受到限制；反之，一种将阶段分得比较宽的划分，可能在内容上比较简单、抽象，但它更反映出普遍性与一般性。如果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三个形态说”是值得认真地加以研究的。
    总之，这种多角度、多层面地看问题，既是唯物史观解读的空间，也是唯物史观发展的空间。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关于社会形态，我们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仍具有生命力”、“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等新观点。
    四唯物史观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唯物史观的生命力还在于它是一个开放的理论系统，从而具有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机制。在人类思想史上，诸思想体系及其物质外壳既有属于开放的系统，又有属于封闭的系统。所谓封闭的系统，系指这一理论系统没有长时间，更没有广泛、深入地与外界进行物质与信息的交换。具体而言，这种系统由某位哲学家、思想家一次性完成，就终结了；或者由几位旨趣相类的哲学家、思想家在某一历史阶段完成，就终结了。封闭的理论系统每每表现为其学院式或象牙塔式的特征。其一般不整体地、长时间地、主导性地付诸社会实践，即不会成为那一时代的主流政治或主导的价值观。它只是在成为人类、人的知识结构、认知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之后，才间接地参与社会实践。如中国的老庄思想体系、墨家思想体系、杨朱思想体系、名家思想体系，西方的苏格拉底思想体系、亚里士多德思想体系、黑格尔思想体系、费尔巴哈思想体系、康德思想体系、尼采思想体系、罗素思想体系，等等。
    所谓开放的理论系统系指这一理论系统不间断地且广泛、深入地与外界进行物质与信息的交换。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儒家思想体系、基督教思想体系、伊斯兰教思想体系等则属于开放的思想系统。这种系统之所以保有开放性或交换性，在于其具备下列特点。
    首先，这一理论体系必须是实践的理论体系。理论之冲破象牙塔、学院的禁锢，摆脱纯意识之形式转化为社会物质力量，是通过实践实现的。社会实践的本身就具有主客体之间、主体内部各部分之间、实践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广泛联系，就存在内部发展的动力，从而构成开放的系统。一般来说，理论体系的核心或原生态表现为哲学。哲学之付诸社会实践又演化为政治，付诸历史实践又演化为民族文化。当然，这一实践还有量与质方面的要求。即这一实践不是短暂的、片断的、浅尝辄止的，而是长期的、广泛的、深入的。这样，这一实践每每有千万、亿万民众参加，亦即这一学说有千万、亿万信仰者；这一实践每每延绵数百年、甚至数千年。
    其次，这一理论体系具有广泛的、长时间的社会适应性。这种适应性主要表现为，其核心概念或逻辑的出发点既深刻地反映了人的本质、本性又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兼容性，从而既具有长时间合理性又具有解读和发展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