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儒门易
    高怀民以为，为汉象数易奠下基础的是儒门易。（同上）[6]儒门易的特点是注重人事。
    易首先是作为占筮之术存在的，《左传》、《国语》22条筮占实例可证。但《左传》、《 国语》22条筮例中，已经出现了直接以卦辞、卦象和爻辞作为思考对象而脱离占筮进行解释 的状况[8]，而有了义理化的倾向。孔子赞《易》以后，占断吉凶的筮术易渐变为人事义理 的儒门易。儒家通过《彖》、《象》、《系辞》、《说卦》、《文言》、《序卦》、《杂卦 》等《传》来对《易》进行儒学的哲学政治伦理解释。
    儒门易的实质是注重天道人事，并使人事符合天道，天道落实人事。根据儒家的天人学说 ，天人之理同一，人当与天地合其德，《乾·文言》所谓：“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 日月合其明。”《易传》注重道、德、行，所谓道是天地的法则。圣人参天法地，创造了“ 与天地准”的“易”，故能与天地合流。
    汉代儒门易的“复古大师”是田何（同上）[6]。同时还有韩婴，《韩诗外传》中尚存六节内 容涉及对《谦》、《困》、《艮》、《未济》等卦和《系辞》的解释。从中可见儒门易之特 色。
    田何弟子分四支，王同、周王孙、服生三支成就不大，《汉书·艺文志》著录有他们著作 。丁宽是田何易学的真正传人。《汉书·儒林传》：“宽授同郡砀田王孙，王孙授施雠、孟 喜、梁丘贺。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汉宣帝时，施、孟、梁丘三家易学被立为 博士，田何一系的儒门易，至此极盛。孟喜得“易家阴阳灾变书”而好之，及田王孙死，即 “改师法”，虽然他自己因此而未成为《易经》博士。但由于孟喜的首倡，象数易乃大兴。
    两汉之交的费直是儒门易传承史上的关键人物。《汉书·儒林传》：“费直字长翁，东莱 人也。治《易》为郎，至单父令。长于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 、《文言》解说上下《经》。琅邪王璜平中能传之。”
    费氏易在西汉末未立学官，只在民间流行。东汉以后费氏易兴盛，一个原因是古文经的兴 起。《汉书·艺文志》：“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 、‘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刘向既说“唯费氏《经》与古文同”，则费氏易应 该还只是一个与古文经更接近的本子。《后汉书·儒林传》：“又有东莱费直，传《易》授 琅邪王璜，为费氏易，本以古字，号古文易。”《隋书·经籍志》：“又有东莱费直，传《 易》，其本皆古字，号曰古文易。”
    费氏本是更完善的本子，但费氏易兴起的根本原因则是费直守十翼之义理，“亡章句”而 以《传》解《经》。在费氏易影响下，东汉易学风习渐改，占验之象数为注经之象数取代， 儒 门易学在象数易盛行的时代也得到了发展。《后汉书·孙期传》：“陈元、郑众皆传费氏易 。其后，马融亦为之传，融授郑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传》，自是费氏兴而京氏遂 衰。”东汉经学大家郑众、马融、郑玄、荀爽辈都传费氏易。魏晋时王弼扫象阐理，借助的 仍是费氏易。《隋书·经籍志》接着《后汉书·孙期传》曰：“魏代王肃、王弼并为之《注 》，自是费氏大兴。”王弼扫象数阐义理，但杂揉老子学说（注：王葆玹认为王弼易还很可能有先秦道家易之传承。（王葆玹《玄学通论》，台湾五南图 书 出版公司1996年。）），创立玄学，使义理脱离人 事而成为讨论本体有无的形上之学，而与儒学相抗衡，极端发展的义理学最终走向了儒门易 的反面。
    东汉魏晋易学家宗费氏不仅仅是宗其“以《传》解《经》”的方式，郑玄身上即有着鲜明 的儒门易色彩。胡自逢指出，郑氏易“归本于人事”，并统计仅十存三、四的郑玄《易注》 中，以“犹”字起的人事之文，就有17条之多[9]。如：《同人》注：“是犹人君在上施政 教 ，使天下之人和同而事之，以是为人和。同者君之所为也。故谓之同人”，《贲》注：“犹 人君以刚柔仁义之道饰成其德也”等。
    虞翻也传儒门易。如《集解》引虞注《系辞下》：“兴《易》者谓庖牺也。文王书《经》 ，系庖牺于乾五，乾为古，五在乾中。故兴于中古，系以黄帝尧舜为后世圣人。庖牺为中古 ，则庖牺以前为上古。”“忧患百姓，未知兴利远害，不行礼义，茹毛饮血，衣食不足。庖 牺则天八卦通为六十四，以德化之吉凶与民同患，故有忧患。”“谓文王书《易》六爻之辞 也。末世，乾上。盛德，乾三也。文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以服事殷，周德其可谓至德矣。 故周之盛德，纣穷否上，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终以焚死。故殷之末世也。而马、 荀、郑君从俗以文王为中古，失之远矣。”
    三国吴郡陆绩也有儒门易之传。
    《乾》“圣人作而万物睹”陆注：“阳气至五，万物茂盛，故譬以圣人在天子之位，功成 制作，万物咸见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