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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学术意义上的魏晋玄学研究开始于这一时期。其时中国正国难当头，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之秋，然而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一个从哲学、史学、文学、美学等不同的学科领域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学术展开研究和讨论的学者群体，而其中汤用彤因其对魏晋玄学（哲学） 的具有创造性和系统性的研究与解读，从而为魏晋玄学研究这门在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学科的建立作出了最为突出的贡献。 汤用彤对魏晋玄学研究的主要贡献具体体现在他于1938 年至1947 年十年间所完成的九篇文稿，后来于1957 年由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题名《魏晋玄学论稿》。这些论文对魏晋玄学的思想渊源、学术方法、哲学性质、发展阶段以及历史影响等各个重点都进行了专门研究，形成了较为全面系统的学理体系，尤其是他首创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将魏晋玄学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系统的研究，从而对整个20 世纪魏晋玄学研究的基本方向和规模，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如果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4]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5]是中国哲学通史方面研究的典范的话，那么汤用彤对魏晋玄学的研究则是中国哲学专门史或中国哲学断代史方面研究的典范。汤用彤与胡适、冯友兰在大的学术背景上有相似之处，而在具体的研究路径上又各有其特点。所谓在大的学术背景上有相似之处，是指他们都去过西方留学，接受过严格的西方学术的训练，同时他们也都具有一定的家学渊源，早年接受过系统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具有深厚的中国国学的功底，因而他们才能在“西学东渐”的大的历史背景下，真正做到“会通中西，熔铸今古”。接受西方学术训练所得到的最主要的收获在于在学术研究的方法上受到重要的启迪，“五四”一代的学人中胡适是最早认识到这一点的，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前身《先秦名学史》的前言中谈到关于中国哲学体系的解释、建立或重建时，自觉到：“我比过去的校勘者和训释者较为幸运，因为我从欧洲哲学史的研究中得到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只有那些在比较研究中（例如在比较语言中） 有类似经验的人，才能真正领会西方哲学在帮助我解释中国古代思想体系时的价值。”[6]蔡元培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序中也明确指出：“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史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同上书，第155 页） 凡是接受过严格的西方学术的训练而又在中国现代学术的重建过程中取得较大成就者莫不是在方法问题上有重大的创见和突破，汤用彤对魏晋玄学的研究同胡适对中国古代哲学史的研究一样都是在哲学的方法上有新的创建，从而印证了这一点，即研究一个哲学家或一个哲学流派的关键在于抓住该哲学家或该哲学流派思考问题的方法和共性。这一点或许是“五四”一代的学人在学习西方文化、接受西方学术训练过程中所得到的最大收获。 为了说明汤用彤的魏晋玄学研究在中国哲学专门史或断代史研究上的典范作用以及在整个中国哲学通史研究上的重要意义，我们仍有必要回到胡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及存在的局限上。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所论中国哲学起于春秋（公元前6 世纪） 时的老子，迄于秦王朝的建立（公元前3 世纪） 。他在这本书的导言中将中国哲学史分为三个时代：自老子至韩非为古代哲学，又名“诸子哲学”；自汉至北宋为中世哲学，其中又分为两期，自汉至晋为中世第一时期，自东晋至北宋为中世第二时期；唐以后至清末为近世哲学。因此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所论及的范围仅及于他所范定的中国哲学史的古代部分而并未及于魏晋时期，也因为此，该书在1930 年收入“万有文库”时改名为《中国古代哲学史》。尽管该书未能述及中古暨魏晋时期的哲学内容，但是我们仍能从该书中读出胡适对中世暨魏晋哲学初步认识的消息。首先是关于史料方面，胡适认为研究中世哲学史在史料方面面临大困难，其中增改、伪造、散失甚多， “故中古哲学史料最不完全。我们不能完全恢复魏晋人的哲学著作，是中国哲学史最不幸的事。”[7]其次是关于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的位置，他认为世界上的哲学大概可分为东西两支，东支分印度、中国两系，西支分希腊、犹太两系，初起的时候这四系都是各自独立发生的。“到了汉以后，犹太系加入希腊系，成了欧洲中古的哲学。印度系加入中国系，成了中国中古的哲学。”（同上书，第165～166 页） 由于他把印度哲学加入中国哲学作为届定中国中古哲学的主要因素，因此也就决定了下面一点，即第三他对中国中古哲学及魏晋时期哲学的认识不深，评价不高。 暂且不论胡适对中国哲学史的分期是否妥贴以及他对印度佛学传入中国后的影响的评论是否准确，就他对中国中古哲学，尤其是魏晋时期哲学的上述三点基本看法来讲，或许会导致他对中国中古哲学暨魏晋时期哲学在认识上的双重“遮蔽”。一是技术层面上的“遮蔽”，由于他认为研究中古哲学在史料上面临大困难，尤其是不能恢复魏晋人的哲学著作，这或许会导致他出于技术处理上的困难而放弃或忽视对这一时期哲学问题的研究；更由于他认为由汉至晋的学说不过是对古代诸子学的折衷，因而看不到由汉至晋众多学者或学派在折衷和引申中的发展变化；特别严重的是很可能因此而忽视王（弼） 何（晏） 向（秀） 郭（象） 以注解《周易》、《论语》、《老子》、《庄子》这样一种特殊的著述形式所累积的哲学史料的价值。二是价值层面上的“遮蔽”，由于他认为只是因为印度哲学的引入才使得中国中古哲学能于诸子哲学之外“别开生面，别放异彩”，自然将他观照中国中古哲学的目光重点投向中古佛教哲学所取得的学术成果。由于在技术和价值层面上出现了上述双重“遮蔽”，胡适的中古哲学史的研究将面临重大困境应是可以想见的，这或许也是他在发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之后，后续研究迟迟未能面世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这种“遮蔽”，胡适的中古哲学或思想史的研究至少会在两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上付诸阙如，一是魏晋玄学作为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一环会付诸阙如，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与佛学非常有意义的互动关系作为中外文化交流史及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会付诸阙如。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下册较胡适的中国哲学或思想史给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要思想人物有更多的关注，他特辟《南北朝之玄学》上、下两章来讨论由何晏、王弼到郭象等玄学家的思想。冯友兰以“玄学”之名来概括南北朝时期哲学史研究的对象及其特点较胡适的哲学史研究自是一大进步，但是他当时对这一时期玄学的分期界定并不十分准确，而且他对这一时期玄学性质特点及其流变也没有特别的认识和深入的分析。虽然冯友兰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学术、思想变化的认识比胡适有进步，但从中仍可看到胡适的影响，因为接下来冯友兰将论述的重点转向了佛学，用的章目是《南北朝之佛学及当时人对于佛学之争论》，这样在时段的界定上便将“玄学”与“佛学”归于南北朝同一时期，并认为“南北朝时，中国思想界又有大变动。盖于是时佛教思想有系统的输入，而中国人对之亦能有甚深的了解。自此以后，以至宋初，中国之第一流的思想家，皆为佛学家。”[8]这种评价同胡适几乎完全一样，即强调南北朝时期中国思想产生重大变化的原因在于外来文化佛教的输入，从此至宋初中国第一流思想家皆为佛学家。佛学在中国思想界发生显著作用的时期确乎是南北朝时期，不过为了强调佛学的地位和影响，以致影响到对玄学的认识和评价，甚至诱发将玄学归为南北朝时期这一误置，这不能不说冯友兰同胡适在关于玄学的看法上有同样的认识局限，即过于强调佛学的地位而“遮蔽”了对玄学的认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