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所述来看，《朴通事》所载，以元朝史实和典章制度为其内容，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从满池娇出现和大承天护圣寺的完成年代，可以断定此书上限不能早于元文宗至顺三年。朱德熙先生根据书中所记高丽僧人步虚的事迹（详见第三部分），认为“当作于至正六年（1346年）以后、元亡（1368年）以前的二十余年之间”。也是言之成理的。总之，我们可以断定《朴通事》成书于十四世纪中叶。《老乞大》一书，重点是记载商业活动，此书开头，记述高丽商人来中国，途中有人对他们说：“从年时天旱田禾不收，饥荒的上头，生出歹人来”。并举出两个拦路打劫的例子（第47-48页）。同书又记，商人们在一处投宿时，客店主人说：“如今官司好生严谨，省会人家不得安下面生歹人。”“新近这里有一个人家，则为教几个客人宿来，那客人去了的后头事发，那人们却是达达人家走出来的。因此将那人家连累，官司见着落跟寻逃走的。似这般带累人家，怎么敢留你宿！”（第88-90页）“达达”即蒙古，“达达人家走出来的”指从蒙古人家中逃出来的奴隶（驱口）。政府保护使长（奴隶主人）对奴隶的所有权，逮捕逃奴，“官司见着落跟寻逃走的”即指此。这正是元代社会特有的带有普遍性的现象，足以说明其成书时代。
    《老乞大》和《朴通事》两书的语法、词汇，也富有时代特色。概括起来，有两个特点。一是两书都用口语写成，虽然后来经过修改，但仍保存了许多元代的口语资料。当然，明代初期的口语，与元代相近，因而也可以如杨联陞先生所说保存了元末明初的白话史料。杨先生已有精辟的论述，此处从略。二是蒙古语法的影响。杨先生指出，两书中常见“根底”、“上头”等字样，“这都像是受了蒙古语法的影响”。他的看法是正确的。这些都是蒙古语语法在硬译文体中的表现。所谓硬译文体，就是不顾汉语固有的语法规律和用语习惯，直接从蒙古语原文机械地翻译过来的文体，在元代相当流行（21）。原来仅限于公牍，后来影响到其他文体和口语。以“根底”来说，它是硬译文体中的常用词，蒙语后置介词的对译，有“在”、“向”、“从”、“同”、“把”等多种意思。“上头”是蒙语介词的对译，意思是“因为”、“所以”。杨先生提到的另两个例子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是“有”的用法。《老乞大》中有一段对话：
    “你的师傅是什么人？”
    “是汉儿人有。”
    “多少年纪？”
    “三十五岁了。”（第11页）
    这段话，如从汉语角度理解，很可能断为“是汉儿人。”“有多少年纪？”《老乞大集览》上对此加以说明：“元时语必于言终用‘有’字，如语助而实非语助，今俗不用。”在句末出现“有”是元代蒙古语硬译文体的特有现象，《元典章》所载公牍中有很多这样的语型。它有时用来表示动词的时态（现在时），有时则用来作系词（等于“是”）。在《老》、《朴》二书中，这种句型原来一定很多，后来大多被删去，只有个别被保存了下来（22）。与此相应，还有“有来”一词，在硬译文体中也是常见的，则用来表示过去词。《朴通事》中便有这样的例子：“你哪里有来？”（第319页）意思应是：“你到哪里去了？”除“有”和“有来”以外，还有“么道”。《单字解》中说：“么，……俗用为语助词，……元语‘么道’，……今不用。”应是原书有“么道”字样，修改时删去。“么道”也是元代硬译文体中常用词，通常放在引语或某种内容的表述之后，意思等于“云云”。从语法、词汇的特点，也可证明二书应是反映元代社会生活的作品。
    正如前面已说过那样，二书在流行过程中曾有过修改，现存二种《谚解》已非原貌。两书的修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地名的改动。朱德熙先生已指出，现存《朴通事谚解》中的北京城门名称，《老乞大谚解》中的北京，都应是后来改动的。类似的例子还有一些，例如《朴通事谚解》中的“南京应天府”，《老乞大谚解》中的“济南府”、“苏州”、“南京”，都是明代的名称。（2）货币名称的改动。两书中多处提到货币，一般均用“银子”（白银）和“钱”。《朴通事谚解》卷上载，典当物品“共有二百两银子。”注文中说：“今观所典之物，只得七十两，而云二百两银者，盖旧本云有二百锭钞，今本改钞为银，仍存钞之旧数而不改也。”（第44页）元代通行纸币，称为钞，一锭钞为五十两。明初一度亦通行宝钞，但很快便改以白银为主，另以铜钱作辅币。旧本作“钞”，正反映了元代的制度。现本改作白银，则是表示明代的制度。但现本个别地方，仍以钞计数，如卷中一处记竞走，得第一名的，“上位（皇帝--引者）赏了一百锭钞，两表里段子。”（第243页）这正是旧本删改未尽的结果。（3）蒙语硬译文体的改动。这在上面已说过。这些修改目的在于使李朝汉语教学适应中国社会的变化。但从前面所举各种例子所说明的时代特色可以看出，两书的内容基本保持了其本来面目，这是可以确定的。
    总起来说，《老》、《朴》两书著成于十四世纪中期，其内容主要反映元代末年中国的社会面貌。在其流传过程中，某些内容作过修改。只要我们了解两书的著成和流传情况，注意对其内容加以鉴别，那么，它们对于元朝历史以及元与高丽关系史的研究，仍是极其可贵的史料。下面，我们便以两书提供的部分情况，对元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作一些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