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乞大谚解》所记高丽商人购买的日常生活用品中有“秤三十连，等子十连，那秤、等子都是官做的，秤竿、秤锤、毫星、秤钩子都有”。秤是检测物品轻重的衡器，等子是用来检测珍细物品（如金、银）轻重的小型衡器。金、元之际，中国北方度量衡制度混乱，忽必烈以藩王身分管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时，谋士刘秉忠建议；“宜令权量度均为一法，使锱铢圭撮尺寸皆平，以存信去诈。”（47）忽必烈登基称帝后，采取了统一度量衡器具的措施。高丽忠烈王二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高丽国王致书元中书省说：“小邦秤制异于上国，前者蒙赐一十六斤秤一连、十斤半等子一槃、三斤二两等子一介用之，中外未可用遍，乞更赐秤子、等子各五百。”（48）可知高丽已采用元朝的衡器。因此，《老乞大谚解》记述商人购买来的秤和等子，也就可以理解了。元朝政府规定，度量衡器由政府统一制造，“行铺之家凡用斛斗秤尺，须要行使印烙官降法物”（49）。这就是《老乞大谚解》中购买衡器时强调“那秤、等子都是官做的”原因所在。只有官做的，才是合法的、标准的。采用相同的衡器有利于两国的经济交流，这是不言而喻的。顺便可以提及的是，宋、金秤制有十五斤秤（以十五斤为一秤）和十六斤秤（以十六斤为一秤）两种，“秤”因此又成为重量的一种计算单位。元代秤法如何，史无明文，说法不一（50）。但从上引《高丽史》记载来看，元代官方确定的标准显然是十六斤秤。高丽史料有很多可补我国宋辽金元历史文献之不足，此亦一例。
    三
    元朝与高丽的文化交流是多方面的，比起前代来，有很大的发展。韩国学术界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有价值的工作，最近出版的张东翼教授《高丽后期外交史研究》一书，对此有很好的论述（51）。在《老》、《朴》两书中，元与高丽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有一定的反映，可以和其他文献记载相印证。这里想着重讨论两个问题，一是高丽僧侣在中国的求法讲经活动，一是中国书籍的输往高丽。
    在古代，僧侣对于中国与亚洲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作过重大的贡献，这是人所周知的。在唐与新罗、百济，以及宋、辽、金与高丽的文化交流中，佛教僧侣都起过重要的作用。在元与高丽之间，佛教僧侣仍然扮演着文化使者的角色。《朴通事谚解》的一些记载，可以给我们以启示。
    《朴通事谚解》卷上的一则记事说：“南城永宁寺里听说佛法去来。一个见性得道的高丽和尚，法名唤步虚，到江南地面石屋法名的和尚根底，拜他为师傅，得转衣钵。回来到这永宁寺里，皇帝圣旨里开场说法里。”“说几个日头？”“说三日三宿，从今日起后日罢散，诸国人民一切善男善女，不知其数，发大慈悲，都往那里听佛法去。”（第133-135页）按，高丽和尚步虚和中国和尚石屋均实有其人，朱德熙先生曾引用《朴通事谚解》的有关注文和佛教史乘《吴都法乘·石屋和尚塔铭》加以论证。该塔铭记临济宗僧人石屋清珙生平，其中述及弟子“高丽人”愚太古师事石屋的情况。愚太古即步虚。关于步虚的详细记载，是高丽著名文学家李穑所作《明高丽太古寺园证国师碑》，见《海东金石苑》卷八。此外在郑麟趾的《高丽史》中亦有提及。据碑文记载，“国师讳普愚，号大古，俗姓洪氏。……至正丙戌（六年，1346年），师年四十六，游燕都。……至湖州霞雾山，见石屋珙禅师，具陈所得，且献《大古庵歌》，石屋深器之。……遂以袈裟表信曰：‘老僧今日展脚住矣’。屋临济十八代孙也。……回至燕都，道誉腾播，天子闻之，请开堂于永宁寺，赐金襕袈裟、沉香拂子，皇后、皇太子降香币，王公士女奔走礼拜。”此后回到高丽，备受国王尊奉。《高丽史》记载说：“普虚号太古，历诸方入江南，自言传衣钵于石屋和尚。”（52）又说：“普愚即普虚。”（53）《朴通事谚解》中的步虚，与普虚（普愚）实系一人。高丽恭愍王封普愚为王师，与他“行师弟礼”，其声势显赫一时。步虚说法的永宁寺，位于大都南城。南城是金中都旧址，元代新建的大都城称为北城。永宁寺的具体位置“在殊胜寺北东”，而殊胜寺则“在光泰门近南”（54）。南城光泰门靠近后来的宣武门，永宁寺应在宣武门附近。
    《朴通事谚解》卷下记，“这十月十五日，是佛解夏之日，庆寿寺里为诸亡灵做盂兰盆斋，我也是随喜去来。那坛主是高丽师傅，青旋旋园顶，白净净颜面，聪明智慧过人，唱念声音出众，经律论皆通，真是一个有德行的和尚。说《目莲尊者救母经》，僧尼道俗善男信女不知其数，人人尽盘双足，个个擎拳合掌，侧耳听声。”（第274-277页）庆寿寺是元代大都著名的佛寺之一，禅宗临济宗的中心。它位于皇城的西南，在今北京西长安街。十三世纪中叶，庆寿寺住持海云和尚与蒙古贵族关系密切，在当时政治生活中起过相当大的作用。有元一代，庆寿寺始终受到元朝政府的特殊照顾，其规模与地位“为京师〔佛寺〕之冠”（55）。从上述步虚说法一事看来，《朴》书所载高丽僧人在庆寿寺讲经也应是实事，可惜的是书中没有记下他的名字。以庆寿寺的地位，高丽僧人能在其中讲经，应该说是一种特殊的优遇。
    《朴通事谚解》中有两则高丽僧人的记载决非偶然。元代高丽僧人来中国并在大都活动的为数甚多。著名的如式无外上人，与元朝的文人学士有广泛的交游，张翥、黄潘、陈旅、王沂、宋褧、吴师道、许有壬、尹廷高等都为他写下了诗篇。又如桧岩心禅师，“北游燕赵，南抵湖湘，历参尊宿，为千岩无明长老所印，翰林欧阳承旨作偈以美之”（56）。按，释元长，字无明，号千岩，萧山（今浙江萧山）人。他住持义乌伏龙山圣寿寺，名重一时，“王公大臣向师之道如仰日月，名倾朝廷，三遣重臣降名香以宠嘉之”。“内而齐鲁燕赵秦陇间蜀，外而日本、三韩、八番、罗甸、交趾、留仇，莫不奔走胪拜，咨决心学，留者恒数百人”（57）。三韩是朝鲜半岛古国名，此处指高丽。从桧岩心的经历，可证确有高丽僧人求法于无明门下。“翰林欧阳承旨”即元末文章大家欧阳玄。又如，高丽僧人元湛及其弟子崇安等，在高丽妇女任夫人资助下，在大都“南城之又南”，建造了一座兴福寺，“仍约世以高丽衲子主盟熏席”（58）。兴福寺成了一所高丽僧人的寺院。又如，“高丽国比丘”丽月，在朝拜五台山途中，曾暂住大都郊区房山县。他募集财物补刻了部分石经经板，为保存这一著名古迹作出了贡献。“补写经板”的是“高丽国天台宗沙门达牧”（59）。由此数例，可以看出入元高丽僧人的活动是多方面的，而且一般多曾在大都居留过。《朴通事谚解》所记，不过其中杰出者的一、二表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