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长期以来，中国与朝鲜半岛的交通，有陆、海二道。在宋与辽、金对峙时期，高丽与辽、金的交往，主要通过陆路；与宋朝（北宋、南宋）的联系，则只有通过海道。元朝兴起、统一全国以后，和高丽的联系，既有陆路，又有海道。人员和物资的交流，是很频繁的。《朴通事谚解》卷中记，有人问高丽来的赵舍：“几时来了？”赵舍回答：“昨日恰来到。”又问：“你船路上来那，旱路里来？”答：“我只船上来了。”（第162页）“船路”就是海道，“旱路”就是陆道，可见元代陆、海二道都是通行的。
    关于元朝与高丽的海上交通，我曾在一篇论文中加以论述（23）。中国与朝鲜半岛交往的海港，在宋代主要是庆元（今浙江宁波）和泉州（今福建泉州）；到了元代，在庆元、泉州之外，又加上太仓（今江苏太仓）和直沽（今天津）。庆元、泉州、太仓这几个港口都在长江以南，直沽则在北方。元代国内海运事业空前发展，主要是将南方的粮食运到北方，供应首都大都。北方的海运港口便是直沽，南方运来的粮食由此上岸，再由直沽运往大都。直沽港与高丽也有来往，这在《老》、《朴》两书中有所记载。《老乞大谚解》卷上记，高丽商人“从年时正月里，将马和布子，到京都卖了。五月里到高唐，收起绵绢，到直沽里上船过海。十月里到王京，投到年终，货物都卖了”（第26-27页）。高唐在今山东境内，以产丝绸出名。王京是高丽的都城，即今开城。由直沽出海，应是沿海岸线北行，绕过辽东半岛，再沿海岸线南下，到达朝鲜半岛中部的王京。《朴通事谚解》卷中有一段记载，赵舍回答旁人说自己“船上来了”，已见前引。旁人接着又问：“听的今年水贼广，是那不是？”赵舍回答说：“我来时节，五、六个贼船，围着一个西京来的载黄豆的船，又高丽地面里来载千余筒布子的大船，冲将去了。后头听的那贼们把那船上的物件都夺了，把那船上来的打杀了”（第163-164页）。西京即今平壤。据史籍记载，高丽忠惠王后二年（元至正元年，1341年）“秋七月丙子，大都商人来，言：‘海贼三十余艘，着青黄衣，袭海杀掠人物。’”（24）可证《朴》书所载，并非虚构，确有事实为据。而由海道前往高丽的“大都商人”只可能由直沽出海。此外，高丽与山东半岛亦有海道交往（见下文），但难以断定是半岛上的哪一个海港。
    《老》、《朴》两书都记述高丽商人到大都的陆路旅程，虽然简单，但都有据。《老乞大》是以高丽商人的旅程为线索展开的，高丽商人由王京（开城）动身，“过的义州”，就到中国地面。路上曾在夏店用饭，接着便来到顺城门（明代的宣武门，此书中仍用元名）客店住下。夏店是个小地方，元朝曾在当地建立驿站，距大都一百里（25），因而是由东北进入大都的必经之地。又《朴通事》卷中记，丁姓高丽商人赶马前来，“到迁民镇口子里抽分了几个马，到三河县抽分了几个马，……到通州卖了多一半儿，到城里都卖了”（第164页）。元代有按一定比例收取实物或货币的税收办法，称为“抽分”。“城里”指大都城内。辽置迁民县，金废县立镇，元因之，就是现在的山海关。这是从东北进入大都的重要通道之一。元文宗即位之初，发生两都之战，大都、上都各立朝廷。辽东行省平章秃满迭儿支持上都，发兵进攻大都，“犯迁民镇，斩关以入”（26）。便足以说明它的重要地位。三河县（今属河北）在元代是通州的属县，夏店站即在三河境内（27）。《老》、《朴》两书中提到的夏店、迁民镇、三河县几个地方，都位于高丽与大都的交通线上。
    从《老》、《朴》两书来看，高丽商人运来中国的货物多种多样，而以马匹最为重要。《老乞大》是以高丽商人前来中国贸易为主题的，这些高丽商人赶马前来，书中列举了二十余种马的名称（第143-144页），以及卖马过程中讨价还价、成交以后订立契约和纳税的情况。《朴通事谚解》卷中有关卖马的记述，已在上面引用过。高丽产马是很有名的，元贞二年（1296年），高丽世子，后来的忠宣王王璋到大都，曾分别向元成宗、太后和晋王甘麻刺各献白马八十一匹（28），便是一例。有的蒙古贵族还直接向高丽索取马匹（29）。明朝初年，朱元璋说：“高丽自古出名马。”（30）他多次要高丽贡马，一度规定每年千匹，此外还发纺织品（缎子、棉布）和买高丽马匹。一直到成祖朱棣时，仍然如此。高丽政府答复明廷时曾说：“马有两种，曰胡马者，从北方来者也。曰乡马者，国中之所出也。国马如驴，无从而得良马。胡马居百之一、二，亦中国之所知也。”（31）所谓胡马，即是蒙古马。元朝曾在高丽的耽罗（今济州岛）建立牧场，孳养马匹，胡马即由此而来。乡马则是高丽本国出产的马匹。后来高丽政府又解释说：“本国所产马匹，躯干矮小，其稍大者稀少。然战倭服远，负重耐苦，小邦之人，实以赖之。”（32）可见高丽马亦有其优点。高丽商人入元卖马，不见于其他文献记载，历来研究高丽与元贸易者亦未注意此事。《老》、《朴》所记，证以高丽王子献马和明朝初年对高丽马匹的需求，应该是事实。在元与高丽的陆路贸易中，马匹显然是一项特别重要的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