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中国古籍不断流入朝鲜半岛。元代，中国书籍仍是高丽朝鲜喜受之物。高丽官方通过多种渠道获得中国的书籍。忠肃王元年（元延祐元年，1314年）六月，命官员们考阅新购书籍。“初，成均提举司遣博士柳衍、学谕俞迪于江南购书籍，未达而船败，衍等赤身登岸。判典校寺事洪沦以太子府参军在南京，遗衍宝钞一百五十锭，使购得经籍一万八百卷而还”（60）。这次购书经历了风波之险。元朝末年，割据浙东的方国珍曾多次派人渡海与高丽政府联系，其中恭愍王十三年（1364年）六月一次，所赠物品中有《玉海》、《通志》等书（61）。除了官方渠道之外，还有民间的渠道。《老乞大谚解》记载高丽商人购买中国书籍，便是中国书流入高丽的民间渠道之一种。
    从《老乞大谚解》的记载来看，购买的“文书”中有“一部《四书》，都是晦庵集注。又买一部《毛诗》，《尚书》，《周易》，《礼记》，五子书，《韩文》，《柳文》，《东坡诗》，《诗学大成押韵》，《君臣故事》，《资治通鉴》，《翰院新书》，《标题小学》，《贞观政要》，《三国志评话》”。以上书籍可以分为五类。一类是儒家著作，有《四书》、《毛诗》、《标题小学》、五子书等。一类是《资治通鉴》、《贞观政要》。《君臣故事》亦应属于此类（62）。一类是名家文集，有《韩文》、《柳文》、《东坡诗》，即韩愈、柳宗元和苏轼的诗文集。一类是备查考用的类书，有《翰院新书》（应即《翰苑新书》，收录各种书启表笺文字）（63）。《诗学大成押韵》似亦应属于此类，此书待考。还有一类是文学作品，有《三国志评话》。
    以上各类书籍中，有两类最值得注意。
    一是儒家著作。南宋时朱熹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称为《四书》，为之作注，称为《四书章句集注》，作为学习儒家学说的入门书。所谓“晦庵集注”《四书》，即指此。《标题小学》是朱熹编撰的一本供儿童用的儒学启蒙著作。五子书的五子，应指宋代五位理学家，即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和朱熹。五子书就是他们五人的作品。
    众所周知，理学兴起于宋代，名家辈出，而以朱熹影响最大。元朝尊崇理学。元代中期恢复科举，规定考试的基本科目经问（蒙古、色目人）、明经经疑（汉人、南人）都在《四书》内出题，“用朱氏章句集注”（64）。这样一来，理学成为官方哲学，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士子必读的课本。这种情况对高丽也产生了影响。十四世纪初，程朱理学开始传入高丽，“时程、朱之学始行中国，未及东方。［白］颐正在元得而学之，东还，李齐贤、朴忠佐首先师受”（65）。自此理学逐渐在高丽传播开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也传入高丽。名学者权溥“尝以朱子《四书集注》建白刊行，东方性理之学自溥倡”（66）。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经书至东方者，唯朱子《集注》耳。”但到元末，其他理学著作如胡炳文的《四书通》也已传入高丽（67）。商人们从中国贩回理学著作，正是适应于高丽文化界对理学的兴趣。
    另一是文学作品，即《三国志评话》。“评话”又作“平话”。从现有资料来看，“平话大概是元人称讲史的一种习语”。“‘平话’主要是以长篇历史故事为内容的，但由于‘平话’一词在元代广泛应用，逐渐地也用到其他内容的话本上”（68）。《老乞大谚解》所记《三国志评话》，显然是讲史的一种话本，它应该就是流传至今的《全相三国志平话》，元至治年间建安虞氏刊本。值得注意的是，《朴通事谚解》卷下有一段买书的对话：
    “我两个部前买书去来。”
    “买什么文书去？”
    “买《赵太祖飞龙记》、《唐三藏西游记》去。”
    “买时买《四书》、《六经》也好，既读孔圣之书，必达周公之礼。要怎么那一等平话？”
    “《西游记》热闹，闷时节好看有。”（第292-293页）。
    《赵太祖飞龙记》描写的应是宋太祖赵匡胤发迹称帝的故事，亦应属于讲史一类，但《唐三藏西游记》则是神怪故事，可见“评话”（“平话”）的概念已不以讲史为限了。《赵太祖飞龙记》已失传。《唐三藏西游记》亦已失传。但《朴通事谚解》在上述一段对话以后，紧接着讲述“唐三藏、孙行者到车迟国和伯眼大仙斗圣”的故事梗概，和今本吴承恩《西游记》第四十六回“外道弄邪欺正法，心猿显圣灭诸邪”内容相似。这一段记述的注文中还讲述了《唐三藏西游记》的其他一些内容。同书同卷另有一段记述僧人为铸佛像前往江南沿门请求布施，旁人以唐三藏师傅“西天取经”遭受磨难终成正果来加以鼓励，注文中亦提到《唐三藏西游记》的某些情节。从这些注文可知《唐三藏西游记》确曾在朝鲜半岛流传过。唐僧取经故事出现很早，在民间长期流传。宋代产生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已经出现了孙行者的形象，显示了取经故事的轮廊。《朴通事谚解》正文和注文中所载《唐三藏西游记》的内容，表明取经故事在元代已基本定型。明代中期，吴承恩正是在《唐三藏西游记》和以取经故事为题材的杂剧两者基础之上，加工、改造、再创作，写成了不朽名著《西游记》（69）。《朴通事谚解》中的记述，为我们了解取经故事的演变和《西游记》的成书，提供了极其可贵的线索。
    总之，《老》、《朴》两书关于“评话”的记述，反映出高丽人民对中国民间文学艺术的爱好，同时也为中国文学史保存了珍贵的资料。这是元与高丽文化交流中很有意义的事情。这件事说明，探索历史上两国的文化交流，无疑也有助于中国文化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