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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铁路权为外资侵夺的文章有谢撼澜所著《近代列强对中国铁路利权的疯狂掠夺》[63]（p22-23）。 从上可知，关于外债问题，学界肯定者与否定者迭现。否定论者一味地纠缠着相关条约中所付出的沉重代价，而着意于谴责清政府及其职能部门邮传部，甚至于认定其主观上乃卖国主义，而不考虑借债筑路在当时的中国乃新鲜事物，不成熟阶段只有在交了学费才能走向成熟阶段，这是不全面的，也是不负责任的。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极，如果强调铁路对列强的助益这一极，则会否定借款筑路，反之，如果强调铁路对我国经济等方面发展的作用这一极，则将予以相应的肯定。这是典型的学术讨论应力避的倾向：压跷跷板，因为合而为一才是完善史学。历史由一个极端向另一个极端的跳跃都是不成熟的表现，都是范式的僵化，是缺乏理性，掩饰着历史学的苍白。二元对应模式亦即两橛模式，它所形成的知识体系类似摩尼教式的世界观，乃价值判断标准上的非此即彼、二者必居其一，是简单的二分法。新中国的历史学在这方面的教训，太多太多了！ 综观近代中国铁路史，可以看出，主流舆论界在对待铁路问题上有一个从反对修路到反对借款修路、认同借款修路的转变；从阶层上分析，主张借款者多为在职高官，而处于旁观地位的清流派、中小官员及地方绅士则往往不予以认同。这样的问题很值得我们深思，但研究似有落伍。 论及铁路资本问题，有一个最为基本的认知前提：中国是否是一个资本匮乏的国度？从感性上讲，我们对通过借贷抱有侵略野心、企图的列强资本来发展铁路持反对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的事实是，我国发展铁路的资本究竟要从哪里获得呢？联系到商办铁路资本筹措的艰难，官商关系的扭曲，以及方方面面近代化的庞大需求，则可以认定：近代中国资本匮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总之，史学不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是需要深深地思考。史学研究在于别具一格，不具一格，即个性化历史，思维母体重在深奥玄妙，广阔无边。所以，必须解冻历史，复活思想，去除思维惰性，可以不敏于思考，但要勤于思考。历史学需要沉思，也只有沉思才能生成新的希望。治史者需要在平静中寻觅不平静，要细究静静水面下的湍湍暗流。 四、邮电与航运邮电史的研究相对于铁路等领域而言乃薄弱环节。以美国学者马士所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一书为例，该书对邮政的发展主要是罗列，没什么评论，如关于1911年邮政脱离海关一事，也只是了了数语：“大清邮政局在一九一一年五月二十八日脱离了海关，改隶邮传部。”[64]（p76） 王开节等主编的《铁路·电信七十五周年纪念刊》一书对于电信收归国有问题评价道：官督商办之局，于焉告终，而国营电信之始基，于焉奠定。清廷改定政策，于民前三年将全国电信收归国营后，一切行政章程，重行厘订，改上海电报总局为电政局，先设各科，扩大执掌，承邮传部之命，指挥各地业务工务，并计划发展。新政伊始，雷厉风行，顾当时环境复杂，员工程度，参差不齐，对于整个事业之推进，更乏充分之认识，故成效未见，而清社已屋。[4]（电信p102） 王开节、何纵炎主编的《邮政六十周年纪念刊》一书就邮政国营问题作有论述：邮政经营虽亦有私人组织，专司民间书信传递，但终不若政府经营之便利，而逐渐归于淘汰，邮政国营遂成为必然之结果。现代邮政事业，组织庞大，设备繁巨，机构遍及城乡，实非私人之人力物力所能胜任，而同时邮政所经营的通信业务，对于公众的需求弹性甚小，如果让私人经营，也很容易发生操纵垄断的毛病，所以其他交通事业在世界各国中，还不乏民营的实例，而邮政则全为国营。该书还说：邮政国营，不仅为国家行使其交通行政权利之一，而且是对于国民应尽的一种职责。[9]（邮政p2-3） 对于我国近代邮电史中的关键人物赫德，该书亦有评价：赫德对于中国政府的忠诚，在服务的态度上，至少不因为其为外国人而对其所服务的政府而生二心。[9]（附编p37） 黄成之文《清末近代邮政的创办和发展》[65]（p101-113）梳理了近代邮政的发展历程，在谈到邮传部时指出：1906年预备立宪，改定官制，规定邮政隶属邮传部，可并没有实行，反归税务处掌握，直至1911年5月。其实这些行政隶属只是空名，节制邮政的真正部门是海关总税务司署。以通商口岸为中心划分邮界的做法直至1910年邮传部准备接管邮政时才予以更改。邮传部是1910年准备接管邮政的么？ 邮电史编辑室编的《中国近代邮电史》是最为重要的专著，该书批评了邮传部在用人方面的腐败情形，而未从制度角度肯定其价值与意义。对于接管邮政一事，该书认为邮传部提出的很晚（1909年），而且接管后邮政的一切事宜均与海关总税务司管辖时一样，原封不动，只是去掉了一个由总税务司兼管的英国人，换成了一个专任邮政总办的法国人，清政府还背上了一个沉重的邮政历年欠款。至于电报收归国有，该书因借款问题而认为是勾结帝国主义实现的，而且经营一片混乱。这种全盘否定的看法肯定是不客观的。[66]（p80,83,86-87） 傅贵九所著《徐世昌与近代中国邮政》[67]（p79-81）一文是研究邮传部课题中少见的专论之一，实为难得。该文罗列了邮传部尚书徐世昌在任时期对邮政事业发展的贡献：一是兴办邮电学堂，于交通传习所里设立邮电班；二是选派学生赴奥学习邮政；三是借鉴西方经验，建立邮政机构和各项规章制度，如试办交通研究所，设立印刷处，编订四政统计表报，发行交通官报等。总之，徐世昌在邮传部任内颇有建树，为国家办了些实事，对我国邮政事业的发展有贡献，功不可没。当然，该文认为徐世昌除了发展邮政一事外，一生宦海浮沉，无可称述，则与事实不符。 丁三青著专文《近代以来日本对我国东北邮政的侵夺》[68]（p105-110）对东北邮政做了区域性探讨：东北三省邮政本相当发达，1896年后为海关侵夺，到日俄战争后，日本设立“客局”，排挤商办的民信局，我国邮政倍遭打击，几难支撑，这极大地便利了日本对东三省的侵略，到1911年，我国从海关手中收回了邮政，但东北日本客局的发展势头却丝毫未见收敛。 康之国之文《赫德与近代中国邮政》[69]（p30-33）罗列了赫德1863年开始夺取中国邮政计划，1879年后向各通商口岸扩展，1896年推动清政府成立邮政局，之后是分支机构剧增，到了清末则拖延移交邮政权，并使邮传部所属邮政机构仍为列强侵华的工具。 尹斌在《法国与近代中国邮政述论》[70]（p97-100）一文中指出：随着邮政权从海关移交到邮传部，法国人开始居于控制的地位，邮传部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傀儡。在这个移交的过程中，获利最大的并不是中国，而是法国。 陈钢之文《近代中国邮政述略》[71]（p70-73）认为，宣统三年大清邮政与海关分立，从海关里出来的大清邮政业务已经有了相当程度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