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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可见，学界对与邮传部相关的近代邮电史最重大事件--接管邮政问题，总体上是批评指责的多，而予以正面客观认同的很少见。至于赫德的评价，亦欠客观。基于未有考虑到1908年之前邮传部的失位状况、筚路蓝缕，而对提出接管邮电时间晚予以否定；基于对列强侵华的极度渲染，而殃及赫德；基于对接管邮电事件的不完美、不彻底，而忽略了其积极影响与价值，等等。上述现象的产生，一言以蔽之就是：“受害情结”。 总体看来，该领域的研究尚处于低层次，低水准，资料的征引范围需要扩大（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卷宗利用的就很不够），僵固的认知、思维模式需要革新，研究内容需要拓展（如邮传部与清末邮电事业的发展等），等等。 与邮电史一样，航运史也处于旁落地位。如航运史学界著名学者聂宝璋之文《川江航权是这样丧失的》[72]（p131-146）就未涉及邮传部，只是提到在1909年四川组成了一家轮船公司--官商会办川江轮船股份有限公司。 朱福枝著文《试述中国近代航运的诞生与发展》[73]（p28-32）指出：1908年后是我国近代航运业发展较快的年份。1908年是邮传部的关键年，这与邮传部的地位得以稳固有一定关系，可惜未做详细分析。 竺菊英著文《从近代宁波轮船航运业的产生和发展看沪甬两地经济互动关系》[74]（p56-61）阐述了20世纪初宁波航运业的发展历程，从中可知邮传部时期宁波航运业的发展盛况。 研究航运学校的文章还有刘泽雨等所著《从船政科到上海海运学院--上海高等航海教育85周年的发展里程》[75]（p69-74）、许传鹏所著《关于大连海事大学校史起源时间问题的几点考证》[76]（p107-112）前者回顾和论述了从1909年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创办船政科为发端，历经高等商船学堂、交通部吴淞商船专科学校、上海船务学堂、上海海运学院的上海高等航海教育的历史，后者则致力于考订大连海事大学的前身--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船政科及吴淞商船学校的成立时间（1909年而非1908年）。 五、余论除了以上几个方面的内容之外，涉及邮传部的课题还有交通银行问题，这方面的成果尽管很少，但还是有几篇值得一提，如杭斯所著《李经楚与周克昌--交行第一任领导人》[77]（p31）及《交行早期的股份制与资本构成》[78]（p42-43）二文，前者罗列了交行第一任总经理--李经楚的活动：筹款赎回京汉铁路；收回电报局商股；设置分支机构，扩充股本，发现钞票；经营一般银行业务。后者则指出：股东大会并非最高权利机关，总理乃邮传部选派，听命于邮传部。 归纳起来，有关邮传部的研究尽管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不足更为突出。如吴寿钦之文《近代法国在华的铁路投资》[79]（p51-52）在论及芦汉铁路赎款及1911年干路国有时，均以清政府替代邮传部，这不是个别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邮传部课题研究的不足。 表现之一，评价欠客观。如“商办情结”、“受害情结”等。 表现之二，内容需要拓展。学界对与铁路有关的筑路、筹款等问题予以了较多的注意，而对铁路经营、营运状况等则轻而视之，漠不关心。邮传部注意到铁路的服务性功能了么？在邮传部眼中铁路意味着什么？等等，都很值得我们去研究，去思考。 表现之三，资料需要挖掘。最近，笔者在查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邮传部档案时，发现了许多铁路经营方面的材料，如收支盈亏、酬劳津贴、客货数目等记载，内容十分之丰富，很有研究价值。航运与邮电的资料也很丰富。此外，报刊上亦有大量报道涉及运营问题，如火车翻车、出轨、路基被雨水冲毁、战争影响等，丰富的资料与贫乏的研究极不成比例，形成强烈反差。 表现之四，理论运用及视角上的单调，平面描述的较多。要么是革命史范式，要么是现代化范式，之外的运用就乏见了。像研究邮传部这样的课题，从政策学、制度学、管理学、历史学等多视角予以审视，可能更易于得出科学的结论。 表现之五，与现实联系不够，缺乏富有启迪性的剖析，历史的借鉴功能难以显现。如：我们在关注绅商对近代铁路发展的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绅商与政府在修筑铁路问题上的关系，事实上，中央政府与地方绅商的权利纠葛对近代铁路的兴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要总是站在所谓的革命、人民立场上，一味地指责政府，因为那样究竟有多少现实意义呢？ 表现之六，思维认知上的暗置前提严重制约了研究者的思维空间。如：铁路在带来近代中国的城市化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有相当一批的城市则相伴而逆向式地衰落，失去了往日的辉煌，这是一个很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但相关研究则几至空白。除此之外，铁路还有其它方面的负面影响，如噪音、车祸、土地浪费、鸦片泛滥及人口无序流动而带来的治安问题等，竟亦无人问津。究其原因，在于潜藏在研究者心中的认知前提：铁路是先进交通运输工具和新的社会生产门类。 上述原因是造成邮传部课题没有突破性进展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日]原口要。早稻田演讲·支那革命号[M].早稻田大学出版社，1911. [2]曾鲲化。中国铁路史[M].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3. [3]凌鸿勋。中国铁路志[M].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 [4]王开节等。铁路·电信七十五周年纪念刊[M].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 [5]刘文宾。清末民初的企业管理思想（1860-1913）[J].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4. [6]金士宣等。二十世纪初各省商办铁路及其结局[J].北方交通大学学报，1977,（2）。 [7]隗瀛涛。四川保路运动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8]凌鸿勋。中华铁路史[M].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 [9]王开节，何纵炎。邮政六十周年纪念刊[M].台湾：文海出版社，1982. [10]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湖南省历史学会。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C].北京：中华书局，1983. [11]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编自强运动五）[C].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 [12]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六编清季立宪与改制）[C].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3]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七编辛亥革命下）[C].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4]安明子。盛宣怀与清末铁路建设[M].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毕业论文，1986年6月。 [15]金士宣，徐文述。中国铁路发展史（1876-1949）[M].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1986. [16]闵杰。浙路公司的集资与经营[J].近代史研究，1987,（3）。 [17]闵杰。中国近代铁路史研究的新进展：评张瑞德著<中国近代铁路事业管理的研究>[J].近代史研究，1991,（5）。 [18]郭溶。川鄂两省的保路斗争述论[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2,（1）。 [19]鲜于浩。略论“破约保路”宗旨的提出及其实施[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2,（5）。 [20]王炎。袁世凯与近代铁路[J].社会科学研究，1992,（5）。 [21]钟穗。川汉铁路特别股东会析论[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3,（3）。 [22]崔志海。论清末铁路政策的演变[J].近代史研究，1993,（3）。 [23]赵晓雷。盛宣怀与轮船招商局[J].财经研究，199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