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用综合体撰写一代史事，为后世史家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汉书》的创建得到历代史家的尊重和历史的认可。纪传体断代史成为中国史学的主导流派，得到充分发展。现存二十四史中，除《史记》、《南史》、《北史》之外，其余各史都是断代史。从晋到隋这一史学繁荣期出现的大量史书，也多是断代体制。自唐以后更形成了官设史局为前朝修史的制度，使中国古代历史记载连续不断，构成完整系统。这是《汉书》在中国史学史上作出的突出贡献。
    需要辩明的是：《汉书》是在通识指导下写成的断代史。在班固看来断代史只是历史发展过程的一个剖面，是脱离不开发展的总序列的，因此书中尽量贯彻着通古今的意图，尽量在把这个剖面和历史发展连续性的关系反映出来。书中的刑法、食货诸志，匈奴、西域诸传，所记史事都突破汉的断限，采用由源及流的方法，叙述清楚了这些史实的来龙去脉。《异姓诸侯王表》等篇章记述的虽然是当代史事，也是采取了追根寻源的历史考察方法，才使人们对他所述个别问题产生了总体认识的。有通有断，寓通于断是《汉书》断代的特点。后来史家见不及此，用刻板的断代观念来评论《汉书》，不但对《汉书》产生了种种误解，也把史学导入了枯燥空疏，毫无生机的死胡同。
    二、多种专史领域的开拓
    《汉书》以十志为主干展开了多种专史的撰述，为古代学术开辟了一些新的领域，也在扩展纪传史体容量，扩大史书记事范围方面作了重大突破。在这个突破中，班固既为人们提供了广泛丰富的知识，显示了《汉书》的博洽，也对封建社会及历史问题作了积极探讨，阐发了他成熟的历史见解。
    《汉书》所记述的西汉社会，处于封建社会上升阶段，生气勃勃的历史发展盛况，给了班固思想以积极影响。对西汉社会丰富历史变化的深切感受和对西汉作为一个完整社会多方面开创性成就的总体认识，使《汉书》的历史视野较《史记》明显开阔了，历史见解明显成熟了，书中提供的富有建设性、启发性的东西也明显增多了。王鸣盛曾论司马迁“意主行文，不主载事”，“班主纪事详赡”，⑨道出了史、汉在立意方面的不同，不失为一得之见。但此论还属表面看法，司马迁意主暴露、批判，班固意主开创、建设，这才是他们史学旨趣的根本差异。
    《汉书》中各专门史的撰述围绕着国家职能、社会经济、民族历史和学术文化几个方面展开。
    对国家职能的阐述主要集中于《礼乐志》、《刑法志》、《郊祀志》、《地理志》、《沟洫志》、《百官公卿表》和《循吏传》、《酷吏传》等篇章。
    《礼乐志》对《史记》的《礼书》、《乐书》作了大量改订、增补，是《汉书》阐述国家典章制度的重要篇章。篇中以礼为重点，首先阐述了礼乐的各自功能和它们治国平天下的重要作用：“乐以治内而为同，礼以修外而为异；同则和亲，异则畏敬；和亲则无怨，畏敬则不争。揖让而天下治者，礼乐之谓也。二者并行，合为一体。畏敬之意难见，则著之于享献辞受，登降跪拜；和亲之说难形，则发之于诗歌咏言，钟石管弦。盖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财贿，美其欢心而不流其声音。故孔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此礼乐之本也。”⑩志中接下来叙述了周至东汉初礼乐制度演化情况。本志的主旨是汉代没有建立起与其统治规模相适应的礼乐制度，这是不能以王道化天下的根本症结，因此志中采录了贾谊、董仲舒、王吉、刘向等人制礼作乐的建议，篇末又再三呼吁东汉统治者要以立礼成乐为急务。把《礼乐志》同《史记》的《礼书》、《乐书》加以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史记》的叙述虽然有时有灼见，但基本是从个人兴趣出发所作的零散论述，其内容在散亡后经过订补，更给人以杂乱无章，难寻端绪之感。《汉书》所作的则是一篇完整系统的礼乐论文，不但文章严整有法，而且提出了卓有建树的理论观点和切实可行的实践建议，其价值较《史记》有了很大的提高。礼乐是封建政治的核心，后起诸史的书志中一般都有这部分内容，但能够写出《汉书》这样水平的却很少见。
    《刑法志》是《汉书》新创立的篇目，也是《汉书》写得最好的篇章之一。志中介绍了由古至汉兵刑制度演化梗概，重点叙述的是汉代法制情况。篇中于“略举汉兴以来，法令梢定而合古便今者”，为人们提供正面经验外，还揭示了汉代狱刑之失。指出了文帝时“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武帝时“禁网浸密”，“奸吏因缘为市”，及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间“郡国被刑而死者岁以万数”的惨烈事实。其中所言“治狱吏欲陷害人”与“鬻棺者欲岁之疫”相同，都是以人死获利，是对封建司法制度本质的揭露，体现了他历史眼光的敏锐。班固在志中探讨了刑狱失平之由，结合东汉初期的社会现状，提出了很有价值的使政清刑平的具体建议，体现了他政治主张的切实，也表现了他把历史引入现实的撰史倾向。可贵的是班固还把法制与教化结合起来做了综合考察和研究，指出以教化为本，以刑法为辅才能收到治理国家、安定社会的予期效果，“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辅助也，”……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11）’；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政刑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12）这是他对此所作的理论概括。法是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维护其统治的工具，法的制定和实施是国家统治职能的一个重要部分。班固创立《刑法志》，集中对此进行论述和考察，是很有意义的。《刑法志》是简明刑法史，也是封建社会的法制教科书。它开启了史书和政书中刑法志的撰写，也是古代刑法专著的滥觞之作，在史学、法学和社会政治、法制建设方面都做出了贡献。
    《循吏传》和《酷吏传》是《刑法志》的辅助篇章，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论证了他的以德为主，以刑为辅的法制与教化思想。
    《郊祀志》改编于《史记·封禅书》，但记述内容有所扩充。《郊祀志》主要记载帝王祀天祭祖等庆典及宗教活动，对于封建政权这是意义非凡的大事。我们今天可以从中看到封建统治者是怎样进行封建政权与神权结合活动的。本志继承了《史记·封禅书》的传统，对于武帝求仙及王莽利用封建迷信进行的篡权活动做了揭露，这是它的主要价值所在。
    《地理志》也是班固的一个创建。本志“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13）详述了古今地理沿革、汉代行政区划、户籍人数、土俗民风、各地物产等。《地理志》有关国家职能的阐述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一是通过对各郡国的详细记述，反映了西汉的政权结构和大一统规模，下面的综述是这方面内容的概括：“本秦京师为内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汉兴，以其郡太大，稍复开置，又立诸侯王国。武帝开广三边。故自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讫于孝平，凡郡国一百三，县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国二百四十一。地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提封田一万万四千五百一十三万六千四百五顷，其一万万二百五十二万八千八百八十九顷，邑居道路，山川林泽，群不可垦，其三千二百二十九万九百四十七顷，可垦不可垦，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六顷。民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汉极盛矣。”二是通过考察各地风俗，为国家因地制宜地施行统治提供依据。志中吸收前人考察成果，对颍川、南阳的记载，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颍川，韩都。士有申子、韩非刻害余烈，为仕宦，好文法，民以贪遴争讼生分为失。韩延寿为太守，先之以敬让；黄霸继之，教化大行，狱或八年亡重罪囚。南阳好商贾，召父富以本业；颍川好争讼分异，黄、韩化以笃厚。‘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信矣。”志中还揭示了各地风俗形成与地理条件的内在联系。对于安定、北地等地的习俗，志中描述说：“……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对鲁地，他说：“地狭民众，颇有桑麻之业，亡林泽之饶。俗俭啬爱财，……”。（14）这都是具有唯物主义因素的。《地理志》的撰写在史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它是古代历史地理学继往开来的著作，它大大发展了《禹贡》的记述方式，成为后世史书中地理、郡县诸志的典范，也深深影响了后世地志诸作，其学术价值是相当高的。清代以来，《地理志》成为历史地理学者最热门的研究对象，由此推动了西北地理之学的发展，为古代学术开辟了新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