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沟洫志》是阐述国家实施对水利工程建设等管理职能的篇章。它对《史记·河渠书》作了很大改进，增补了武帝以后的水利资料及治河情况，并把贾让的《治河三策》纳入篇中，贯彻了他以此志为国家进行水利建设提供经验教训的宗旨。
    《百官公卿表》这一体制为《汉书》首创。它用简明方式记录了西汉三公九卿的迁免死。它的序长达五千余字，名曰表序，实为志体。其中阐述了秦汉的官制概貌及沿革，反映了中央政权的组织结构情况，还沦述了各职官的基本职能及其设置得失。它为封建政权建设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组织章程。班固首创的表志结合的简明记述方式，没有被人们继承下来，后世史书大都将这一部分分离为百官表和职官志而加以撰写。
    《汉书》对社会经济的阐述，主要是通过《食货志》和《货殖传》展开的。
    《食货志》也是《汉书》中的优秀篇章。记述了从古代到王莽时期的经济情况及历史演变。它把食、货分为上下两篇，食主要记述农业生产、农业技术及农业政策等内容，货主要记述手工业和经济贸易及财政政策等情况。《食货志》以耕织为中心线索展开了它对社会经济的论述，抓住了中国封建社会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本质特点，这是班固见识过人之处。《食货志》较《史记·平准书》有很大进步：首先，它的叙述分门别类，脉络清楚，改变了《平准书》农经混杂的撰述方式。其次，它大大扩展了记述范围，《史记》是通史，可《平准书》所述却以汉代为限，《食货志》在食和货两个部分都增补了秦以前和武帝以后的史实，使从古至汉的经济状况得到全面准确的反映，也使汉代经济的特点、得失及历史渊源班班可考，价值有了很大提高。其三，它的材料搜集也更齐全，先进的生产技术，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及可取的有关政策，它都详细地作了记载。把贾谊的《论积贮疏》、《谏除盗铸钱令》，晁错的《论贵粟疏》和董仲舒的《限民名田议》纳入篇中，使本志更为丰满，系统性、理论性也有了增强。其四，在《平准书》中，司马迁主要是对汉代，特别是武帝时期的经济政策进行了讽刺、批判，基本上没有提出多少建设性的意见，班固在《食货志》中则系统表述了他的经济观点。卷首关于经济重要性的论述：“《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二者，生民之本，……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阐明了本篇宗旨，在经济思想史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卷中阐述的地著为本思想，关于建立耕织秩序的设想，以及对李悝、商鞅以至武帝时期兴利措施的肯定性介绍，对于经济建设都是很有价值的。班固的富于建设性，可以在《食货志》中得到充分证实，徐朔方先生也由此认为它“不愧为《汉书》中青出于蓝的少数名篇之一。”（15）
    《汉书·货殖传》是对经贸活动的总体及个案介绍，它对《史记·货殖列传》在史实上没作太大补充，在思想观点上则表现出很大歧异。司马迁对于富、利的认识与理解，较多摆脱了儒家正统思想的束缚，体现了他的异端色彩，具有超前意识。班固对经贸活动的看法，则同整个社会的经济、礼仪、教化、治安等现实环节联系更为紧密，表现出更多的现实性。它们各有其独特的价值，适当肯定司马迁经济观点的思想价值是无可非议的，但过分贬抑班固就很不公平了。
    《汉书》在民族史的撰述上取得了很大进展。它通过《匈奴传》、《西域传》、《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较完整记录了周边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汉书·西域传》整齐了《史记·大宛列传》的体例，补充了相当多的历史事实。《大宛列传》记载了张骞、李广利开通西域和征伐大宛的史实，对于西域的状况只是通过张骞之口略作介绍而已。《西域传》则逐个介绍了西域各国情况及与中央政权交往始末，使新疆境内各民族政权以至安息、大月氏，大夏、犁靬、条支等国家的风土物产、道里远近、户口人数、自然环境及社会发展等情况得到较完整的记录，为研究新疆以及中亚、西南亚国家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也为民族交往史、中外交通史提供了可贵的资料。《汉书·匈奴传》较《史记》增益了李广利降匈奴以后至更始末年的史事，篇幅增加了一倍以上，更完整地反映了匈奴盛衰的历史踪迹以及它与中央政权和战关系的始末。传末班固所作之赞是一篇系统讨论对匈奴政策的论文，文中论述了高祖以来直至王莽时期匈奴政策的得失，他既不赞成董仲舒等人单纯和亲的意见，也不赞成武帝的穷兵黩武政策，认为宣元以来的怀柔政策是很成功的。在文章最后，他提出：“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靡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这个见解有着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历史局限，这种对待少数民族的偏见是不可取的，但从中央政权角度看，这个办法有重要的实用价值，用它来处理同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可以说是进退有据的良策。《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所载史事也较《史记》有所增加，所收文帝赐赵佗书和赵佗所上书，是《史记》所缺略的重要文献。《汉书》这些民族史记述，反映了国内外各族人民生产劳动及民族政权建设和社会发展历史；也反映了在汉一统政权之下，国内各民族交好、征战，并逐渐融合的历史。在对内意义上，它开阔了各族人民的胸襟，在对外意义上，它放开了中国人的眼界，对于民族思想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在史学上，它促进了在史书中记载这方面情况优良传统的形成，后世史家对此踵续不绝，才使这些国家和民族地区的历史得到了完整记述，这对世界文明事业也是一个贡献。
    《汉书》对学术文化史的撰述主要体现在《律历志》、《天文志》、《五行志》、《艺文志》、《儒林传》、《董仲舒传》、《司马迁传》、《司马相如传》、《扬雄传》、《眭两夏侯京翼李传》、《楚元王传》等篇章中。
    《汉书·律历志》在合并《史记》的《律书》、《历书》基础上有所删改、扩充，主要依据刘歆《三统历谱》撰成。叙述的是数、律等自然法则，又由此引出声律、度量衡以至历法等实用科学，并记载了太昊到东汉的历法运用情况。《汉书》把《律历志》列为十志之首，是把它作为经天纬地的基本知识对待的。《汉书·天文志》承继《史记·天官书》而来。它系统阐述了先秦至汉的天文学知识，记载了天象变化情况，反映了当时已高度发达的天文学水平，是研究天文学史的重要资料。《天文志》的设立，与当时人们对天的认识程度有关，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为的都是更好实施政权的统治管理职能。在客观上，它记录了古代天文科学不断进步的历程，有其存在的价值，刘知几此志当除的意见并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