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振环的论文说：“《万国公法》为京师同文馆译制的第一本书。销行颇佳，先后有同文馆本、石印本、西学大成本等，被各地新学学堂采纳为法律课本。曾出现过许多私刻本与盗印版”。文中并影印“复旦大学收藏的私刻本地图部分与序页”。[4]（P82-87）
    实际上，《万国公法》的出版机构是京都崇实馆。所谓《万国公法》“为同文馆译制”，是沿袭多年的错误。笔者在国内各大图书馆查阅，并未见有“同文馆本”《万国公法》的一丝踪影。如果确有“同文馆本”，那也不是《万国公法》最初的版本。所谓“复旦大学收藏的私刻本”，其“序页”上印有“京都崇实馆存板”字样。崇实馆本的《万国公法》实为正本，之所以被认为是“私刻本”，大概是以“同文馆本”为正宗的缘故。不过，以本文作者所见，复旦大学收藏的崇实馆本，并不是真正的崇实馆本，而很可能是后来“盗印版”。
    晚清时期（更确切地说是19世纪后期），《万国公法》在中国多次印行。（注：清代以后《万国公法》的出版仅知两例：一为台湾中国国际法学会的影印本（1998年），一为上海书店出版社的“近代文献丛刊”本（2001年）。）笔者所见晚清的各种版本，以印刷方式分，有刻印本、铅印本和石印本；以出版机构（含出版时间）分，除一种铅印本（国家图书馆收藏）署有“戊戌孟秋”和“新学会”字样以外，大多署有“同治三年岁在甲子孟冬月镌”和“京都崇实馆存板”字样，其余的则没有出版机构的信息。而在各种崇实馆本中，惟一可以确定为初版正本的是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一种刻本（原燕京大学图书馆藏书）。此本内容依次为中文版权页、英文版权页、译者序（英文），万国公法序（董恂）和万国公法序（张斯桂）、凡例、地球全图及说明文字、目录、正文。不过，此本关于出版时间的标注却小有出入：中文版权页注明“同治三年岁在甲子孟冬月镌”，英文版权页则注明“1864年出版于北京”，而董恂序注明写作时间为“同治三年岁次甲子冬十有二月”（同治三年十二月已经是公历1865年1月）。一般认为，《万国公法》出版于1864年。但也有细心的学者指出，刻版印刷当在董恂写序之后，所以《万国公法》的出版时间应为1865年。（注：张海鹏，《试论辛丑议和中有关国际法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在此之前，日本学者坂野正高也有相同的意见。）这一意见无疑是正确的，但其表述尚不确切。准确的表述应为：正文之刻版在1864年年末，全书（包括董恂序）印刷装订完成则在1865年年初。
    田涛最近提出：“《万国公法》最初出版时，实际上并非只有一个版本，而应该是两个版本，即一为刻本，一为活字本。刻本扉页上印有‘同治三年岁在甲子孟冬月镌’（即1864年11月）和‘京都崇实馆存版’字样，卷前仅有张斯桂一篇序文……至于活字本《万国公法》则同时收有董序和张序，该本中并未说明印行时间和地点，内容与刻本并无不同，但根据董恂序文所署时间看，其出版于1865年应无疑义。由此看来，刻本的印行似应早于活字本”；“活字本的《万国公法》未署具体的出版地点，但也肯定不是由同文馆印刷。因为同文馆的印书处直到1876年才设立。丁韪良的著述中曾经提到，北京的一家美国教会在同文馆成立之前已经开办了一处印刷所，同文馆的试卷也拿到那里印刷，文祥对其印刷水平颇为称赞，所以，活字本《万国公法》也有在此印刷的可能”。他又说“丁韪良曾经为《万国公法》写有一篇英文序言。但在笔者所见的上述两个版本中未出现”，于是推测“丁韪良只是在印行的部分《万国公法》卷前使用了英文序言，以送给在华外人和部分美国政府官员”。[5]（P107-122）
    田涛所说很令人生疑。其一，所谓卷前仅有张斯桂一篇序文的刻本，不知现收藏于何处？以笔者迄今所见，无论是何版本，凡有张斯桂序者，亦有董恂序。其二，所谓同时收有董序和张序但并未说明印行时间和地点的活字本，与上海图书馆所藏的一种铅印本特征相符（铅印本即活字本），但上海图书馆的编目定其为“光绪间铅印本”。认真说来，仅仅“根据董恂序文所署时间”并不能毫无疑义地推断其出版于1865年。后来的翻印本难道就不能刊载董恂的序文吗？或者刊载董恂的序文时必须删去其落款中所注的时间地点吗？其三，所谓在同文馆成立之前已经在北京开办了一处印刷所的美国教会，查丁韪良原书，即美部会（American Board）。（注：Martin,W.A.PA Cycle of Cathy:or China,South and North with Personal Reminiscences.New York:Fleming H.Revell Company,1896.）教会方面的资料表明：美部会在中国开办的印刷所最初在广州，由卫三畏（S.W.Williams）负责，但这间印刷所在1858年毁于火灾；1869年，美部会又从印度调派一人（Phineas Hunt）来北京重建印刷所，是为北京地区第一家用铅活字的印刷所。据此，如果该印刷所曾经排印过《万国公法》，那也不会早于1869年。其四，田涛没有说明他所见的活字本是铅活字还是其他活字，但他既然认为该本可能是由美部会在北京的印刷所印刷，则应为铅活字（从印刷史角度考虑，也应是铅活字）。那么，如果该本不是由北京地区第一家用铅活字的印刷所排印，又是由谁排印？其排印时间又如何可能是1865年？其五，姑且认为田涛所见的活字本出版于1865年，但既然有崇实馆刻板，旬月之后，仅仅为了增加一篇董恂的序文，为什么要弃刻板不用而另排活字呢？对于这个不能不加以说明的问题，田涛并无解释。其六，所谓丁韪良只是在印行的部分《万国公法》卷前使用了英文序言的推测很有意思，但果真如此，则与所谓《万国公法》最初出版时应该是两个版本的判断相矛盾，因为按照田涛的标准，有英文序言的《万国公法》可以算作第三个版本。
    本文认为，有关《万国公法》的最初出版，情形并不复杂。其一，初版为崇实馆刻板（且仅有此刻板），刻板时间在1864年末，印刷装订时间则在1865年初。其二，初版中的英文版权页和英文序言应当是在北京以外地区（天津或上海）以铅字印刷，排印时间也在1864年。其三，不排除初版《万国公法》中有一部分没有装订英文版权页和英文译者序的可能，但需要证实。以本文作者所见，确实有一些标注“同治三年”、“崇实馆”字样的刻印本没有英文版权页和英文序言，但不能肯定这些刻印本就是真正的同治三年崇实馆本。在国家图书馆的收藏中，这样的刻印本有两种（开本大小不一），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迥然不同。上海图书馆和复旦大学图书馆均有收藏的一种刻印本，以本文作者初步判断：其正文字体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相近，但用纸不同；版权页字体及用墨用纸均不同；董恂序文字体不同；总的说来，其纸张品质不如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