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张学良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与他有密切的关系，如东北易帜、中东路事件、武装调停中原大战、“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等。因此，如何评价张学良在这些事件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既是研究中国近代史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学术上论争、分歧较大的问题。80年代以来的张学良研究也主要围绕上述问题展开讨论。
    1.关于东北易帜问题
    1928年12月29日“东北易帜”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历来受到历史学者的重视，也是研究张学良不可绕过的重要问题。1999年12月16日，张学良研究会主持召开的“东北易帜暨东北新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会后出版的论文集，集中展示了80年代以来研讨东北易帜问题的成果。在学术成果不断涌现的同时，对这一事件也产生了不同的评价。
    （1）“统一于蒋介石”还是统一中国
    “统一于蒋介石”之说，实质上是否定张学良的东北易帜。其说主要有两条：第一，张学良的易帜只表明他“由亲日转向亲英美，转向蒋介石这边”，但他还是一个军阀。第二，易帜是反革命的统一，“统一起来是为了屠杀共产党人，镇压全国人民”。（注：李新：《对民国史若干问题的看法》，《江海学刊》1985年第2期。）显然，这种观点认为东北易帜是国民党新军阀完成中国统一的象征。（注：张德良、周新主编：《东北军史》，第111-112页。）90年代末期学术界仍有人持这一观点，认为“东北易帜在客观上增强了南京国民政府力量，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极大不利”（注：王维远：《东北易帜新论》，《东北易帜暨东北新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同泽出版社1998年版，第133-135页。）。这种认为易帜是统一于蒋介石，是“反共”的观点，所利用的主要资料是张学良在1928年7月17日《与某外人谈时局》、1928年7月23日《与某记者谈时局》、12月29日《东北易帜通电》、1929年1月10日《关于军政党务问题的谈话》等原始文献，其内容皆含有反共言论。
    肯定说则认为易帜是张学良“成长为一个伟大爱国者的重要标志，是他为祖国为民族建树的一大功勋”（注：毕万闻：《张学良、蒋介石和东北易帜》，《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华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页。）《国闻周报》第13卷第30期载有张学良语“日方欺我甚，我誓死易帜，即死于青白旗下，吾亦甘心”。从这类史料中，很容易得出张学良东北易帜是维护国家统一的爱国主义的观点。还有的学者批驳了“东北易帜”是使东北统一于蒋介石，无任何进步可言的观点，认为它是片面的，“没有看到张学良在‘东北易帜’中所表现出的高度反日爱国精神和高贵的民族气节”。甚至认为“东北易帜”后，“张学良将军已由封建军阀将领开始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了”。（注：常城：《略论张学良将军》，《东北师大学报》1986年第6期。）有的学者提出：“东北易帜的主要目的正是谋求全国统一，全力对外。所以从这一点来说，东北易帜是符合中共民主革命纲领的。”（注：钱进：《张学良与东北易帜新释》，《民国档案》2000年第4期。）还有人认为，东北易帜“结束了军阀割据，促成了中华民族的统一”（注：丛广玉、倪廉洁：《张学良“东北易帜”辩析》，见《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第104页。）。朱汉国也指出，易帜“维护了中国领土的完整，这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具有积极意义”（注：《东北“易帜”探析》，《江海学刊》1986年第1期。）。张魁堂则认为，张学良一向有国家民族观念，“张学良要求与南京政府和平统一，是从有利于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愿望出发的”。（注：张魁堂：《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31-32页。）另有学者认为，不能说东北易帜是“军阀的改朝换代”，而应视作以“和平方式实现全国统一”。（注：韩信夫：《二次北伐与东北易帜》（下），《东北地方史研究》1990年第2期。）“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张学良主张东北服从国民政府乃是历史的必然。”（注：陆锦华：《论东北易帜》，《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第724页。）张学良“自行结束了北洋军阀在东北的16年统治，开创了和平统一、和平建设的新局面”（注：周毅：《东北易帜--中国和平统一的创举》，《东北易帜暨东北新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5页。）。甚或认为，东北易帜是张学良为祖国为民族所建树的一大功劳。（注：毕万闻：《张学良、蒋介石和东北易帜》，《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第143页。）在90年代，肯定东北易帜的观点逐渐占了多数。这些学者所用史料颇为广泛，其中，认为东北易帜符合中国共产党根本利益观点的学者，所采用的最重要一条资料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注：参见《六大以前》，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页。）
    （2）易帜与张学良的爱国主义思想
    在东北易帜问题研究中，分析、论述张学良东北易帜思想基础的文章较多。有人认为东北易帜“是他的抗日思想由萌芽、产生发展到成熟的主要标志”（注：王维远：《简论张学良抗日思想的形成》，《东北地方史研究》1991年第4期。）。有人认为东北易帜是张学良的一大历史功绩，“证明他试图以发展经济，富国强民，维护国家的独立为己任”（注：张梅玲：《张学良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的思想转变》，《辽宁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有的学者认为东北易帜是张学良爱国思想的实践，他这样做，除了国仇家恨的因素外，还因为他具有长期的爱国御侮、厌战主和、体恤民众的思想基础。（注：李仲明、刘丽：《试论张学良东北易帜的思想基础》，相从智主编：《中外学者论张学良杨虎城和阎锡山》，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页。）为了论证东北易帜与张学良国家统一信念的关系，学者们使用的史料主要有刘鸣九的《我所知道的常杨事件（一）（二）》（注：《辽宁文史资料》第15辑。），张学良的《与某记者谈时局》（1928年7月23日）（注：1928年7月26日《京报》，见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99页。）、《与驻奉天日本新闻记者团的谈话》（注：1929年2月6日《新民晚报》。）及《东北易帜通电》（1928年12月29日）等。此外，反映张学良在易帜前后抵制日本威胁利诱的史料主要有：1928年8月9日张学良携秘书王家桢赴日本总领事馆回访林权助的谈话（注：筱园：《皇姑屯惨案与奉天易帜》，《国闻周报》第13卷第30期，1936年8月3日。），《吉林省路权自主宣言》（注：1923年10月30日，辽宁大学中国现代史研究室存件。），《张学良在东北大学讲演》（注：1928年11月12日，辽宁大学中国现代史研究室存件。），《吉垣易帜传单》（注：辽宁大学中国现代史研究室存件。所属日期为1928年11月8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