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肯定张学良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同时，也有许多学者认为，东北易帜虽然有利于民族的统一，但却是有条件的爱国主义而非无条件的爱国主义。如海外华人学者傅虹霖就提出，东北易帜是“合作分治”，是有条件的统一。她指出，早在1928年7月，东北谈判代表团已就东北易帜问题向蒋介石提出了自己的条件；甚至，“他同日本人的关系”，也成了他“与南京政府进行谈判时讨价还价的筹码”（注：傅虹霖：《张学良的政治生涯》，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7页。）。傅虹霖为论述此观点，采用了大量中外文报刊，美、日等国档案及一些当事人的回忆资料。（注：其中主要有《张学良与日本人》，载《亚洲研究期刊》第20卷（1960年）第1号；“民众请愿书”，载1928年7月15日出版的《国闻周报》第2版；1928年6月29日、7月9日林久治郎致田中的电文；1928年7月3日麦克穆雷致凯洛格的电文；1928年6月20日和7月7日出版的《华北通报》。）另外也有一些学者主张易帜后东北仍保持着相当大独立性，认为，“东北易帜是国家联邦形式的统一”，是大的统一的前提下，保持相对的独立性。（注：祖伟：《评东北易帜》，《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第111-114页。）尽管张学良承认了国民党组织在东北的合法性，“但他以自己的实力事实上控制了这个组织，使这个组织姓张而没有姓蒋”。（注：郭正秋：《东北地区国民党组织的建立与蒋张关系》，《史学月刊》2000年第3期。）他们主要采用了荆有岩《张学良执政时期东北、华北财经状况》（注：辽宁省文史研究馆与辽宁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编：《文史资料》1982年号。），1929年1月10日张学良《关于军政党务问题的谈话》（注：1929年1月11日《新民晚报》。）等史料。
    2.关于中东路事件
    1929年7月，张学良命令中国军队接收中东路，随后，苏联出兵，中苏关系极度恶化，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中东路事件”。围绕着这一事件大致有如下几点分歧：
    （1）张学良挑起此事件是“反苏反共”还是“维护国家主权”
    苏联史学界凡提到中东路事件，莫不指责是中国的“过错”，认为是张学良“在帝国主义指使下挑起的反苏事件”，是为了“反共反苏”。实际上，在事件刚刚发生之际，共产国际就为之定了性。它所出版的刊物称，“这是世界帝国主义对苏联进行新的进攻的一个组成部分”（注：《共产国际》第10卷第29-30号，1929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则向各国共产党发出《共产国际为帝国主义及国民党进攻苏联宣言》（注：《国际新闻通讯》（德文版）第9卷第64、68期，1929年。），共产国际同时发出《告中国劳苦群众、太平洋各国劳苦群众书》，号召他们起来反抗中国军阀在国际帝国主义者指使下向苏联的进攻（注：《红旗》第34期，1929年7月27日。）。在共产国际的上述宣言和电报的指示下，中共中央在中东路事件发生后，即开始把拥护苏联和保卫苏联作为党的中心任务。1929年7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反对国民党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宣言，1929年7月24日又发出题为《动员广大群众反对进攻苏联》的第42号通告。（注：《红旗》第34期，1929年7月27日。）这一时期有关文献，如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中共中央政治局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诸同志的信》（1929年11月2日）皆持同样观点。
    80年代以前，这一观点对中国史学界影响较大，研究者多持类似看法。（注：王维礼主编：《中国现代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6-207页；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33-234页。）及至后来，他们仍坚持认为，“关于此事件的反苏反共性质及中共在事件中采取的立场和策略，世人已有定评”（注：杜连庆、陆军：《张学良与“中东路事件”》，《北方论丛》1987年第2期。）。有的学者虽然也认可中东路事件具有“反苏反共性质”，但同时又强调“中东路路权未归还中国则是其原因”。（注：李嘉谷：《十月革命后中苏关于中东铁路问题的交涉》，《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他们认为，“张学良当时有反共反苏的情绪，但他为了维护国家主权而与苏联进行适当的斗争还是可以肯定的。”（注：毕万闻：《张学良研究之我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
    大约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学术界逐渐有较多的人肯定张学良在中东路事件中是“爱国的”、“维护国家主权”的，并成为主流。有学者认为“中东路事件的性质是为了收复国家主权，这是它的主流和本质”（注：冯国民：《评“中东路事件”》，《世界历史》1986年第12期。）。持此观点的学者进而指出，中东铁路立法监督权的丧失、中苏双方人员组成和待遇不平等，都是促使张学良收回中东路的因素。此外，还有不少学者把中东路事件定性为中苏民族冲突，提出张学良收回中东路主权代表了广大中国人的愿望（注：王凤贤：《评“中东路事件”》，《学术交流》1997年第2期。），认为张学良要收回中东路是正当的，因为“当时社会舆论要求接管中东路”（注：刘萍华：《中东路事件是非评议》，《北方论丛》1989年第5期。）。这种观点有许多历史文献的支持，如1927年7月5日张学良《致张景惠吕荣寰电》（注：周毅等主编：《张学良文集》上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182页。），1927年10月苏日秘密签订的两国分享在华权益的《中东路草约》。另外，加拉罕、越飞、李维诺夫的言行及有关书籍资料，也表明苏联继续站在沙俄时代立场上，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2）张学良是否被蒋介石利用
    在中东路问题研究的论著中，认为张学良在中东路问题上是被蒋介石利用的居多数。这些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证说，素有民族意识的张学良一向对苏联侵犯中国主权及苏方的宣传不满，同时又受到蒋介石的鼓励，在不听从各方面劝告的情况下采取强行收回中东铁路的措施，引发了“中东路事件”。《东北军史》的作者就强调，“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唆使是张学良发动中东路事件的重要原因”（注：《东北军史》，第151页。）。还有人认为，蒋介石唆使张学良对苏开战，是为了使东北遭受军事、外交困难，以便驾驭张学良，控制东北，达到“以外交解决东北”之目的。（注：张魁堂：《张学良传》，第60页。）或强调，蒋为实行独裁，“自张学良易帜后便实行用外力削弱东北军的政策，而中东路战争就是这种政策的具体实施”（注：郑志廷：《蒋介石逼张学良下野新探》，《河北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关于蒋介石鼓动张学良收回中东路的史料，学者们使用较多的是王泽久的《1929年中东路事件的回忆》（注：孟凡主编：《民族功臣张学良》，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和《张学良年谱》中的有关史料。不同意这一观点的学者则认为，对于蒋介石怂恿和唆使的目的，张学良已有所察觉，但发动这一事件的大权毕竟操于张手，“因此，主要责任不在蒋而在张自己身上”。（注：毕万闻：《张学良研究之我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