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张学良发动兵谏的原因
    学术界大都认为，张学良发动“兵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尤其离不开当时的社会背景。郑德荣认为，一是日本侵华深入，中华民族处于存亡关头；二是国民党政府置民族危亡于不顾，顽固坚持、继续推行其先安内后攘外方针和剿共内战政策；三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四是张奉命进攻陕北红军受挫，遭蒋冷遇和排斥；五是中共的统战政策和西北大联合的形成。（注：郑德荣：《西安事变若干问题的新思考》，董继昌主编：《西安事变研究新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7-208页。）
    尽管学者述及多种原因，但侧重则或有不同。郑德荣等人认为，张、杨决心抗日与蒋介石威逼张杨“剿共”的尖锐矛盾，是西安事变即“兵谏”发生的直接原因，支持其观点的材料为《张学良对总部全体职员训词》和1936年12月16日张学良《在西安市民大会上的讲演词》。有的学者强调，面对日本的步步进逼，蒋介石不仅不决心抗日，反而坚持武力“剿共”。这样，张杨同蒋之间就产生了政治意见上的冲突。当冲突到了无法化解的程度时，“于是，张杨不得不发动兵谏”。（注：房成祥：《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几个问题》，《西安事变研究新论》，第145页。）或者说，兵谏“是张学良为‘逼蒋抗日’而万不得已采取的举措，是他实现‘抗日救国’主张的最佳抉择”。（注：季云飞：《张学良“临潼兵谏”抉择之探析》，《江海学刊》1996年第4期。）另有学者认为，张学良“兵谏”是为了防止在内战中耗尽自己的实力，因而也就是为了维护他们自身的利益。（注：《西安事变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点概述》，载《西安事变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
    对于张杨与蒋的矛盾，杨奎松分析得更为具体和精确。他利用1936年12月张学良致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各政要的函电，张学良在各种场合的训话、谈话、讲演等第一手资料（注：均载毕万闻主编的《张学良文集》（2），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徐永昌日记》第3册（台北“国史馆”1994年版）以及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做出的一旦到“最后关头”一定抗日的表示，综合在一起进行论证。他指出，张学良对于蒋准备抗日早就一清二楚，但另一方面，二人之间确实又存在着“政见之争”，即“攘外必先安内”与“非攘外不足以安内”之争。“从根本上说，双方的冲突并不是抗日不抗日，而是什么时候抗日，也就是先抗日还是先统一的问题”，如果按照蒋的政策打下去，东北军将难以保全。因此离开了这一基本的利害关系问题，“论定张学良对蒋介石的‘忠诚’，高于他对东北军的重视，这是有违历史真实的”。（注：杨奎松：《张学良反蒋问题之探讨》，《历史研究》1997年第6期。）
    港台和国外有一种比较盛行的说法，认为张学良发动事变是受人欺蒙，直到扣蒋后方才发现自己之幼稚、鲁莽，因而悔悟，更有人称张“兵谏”是受共产党的欺蒙。支撑这一观点的资料主要是蒋介石《西安半月记》中记述的张学良的言论。这样一些说法还可以在蒋鼎文的回忆、李云汉著《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等文章和书中找到。此类说法虽有张学良50年代发表之《西安事变忏悔录》等可为参照，但因蒋、张两文均系事后特殊背景下的产物，且有由人捉刀之嫌，其可靠性颇值得怀疑。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一个通行的说法，即张学良主张抗日但并不反蒋，即使采用“兵谏”逼蒋抗日，也决无害蒋、杀蒋之意。杨奎松在《张学良反蒋问题之探讨》（注：载《历史研究》1997年第6期。）一文中，引用1936年4月11日周恩来就9日晚至10日凌晨与张学良在延安会谈的内容致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电文，1936年4月27日和30日刘鼎就张学良谈话内容致李克农函等资料，论证张学良早在西安事变发生前的1936年4月份就有公开抗日反蒋的计划。由此，以抗日反蒋为内容的西北大联合计划也提上了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
    关于“兵谏”时间，有的学者根据王炳南的《关于“西安事变”》（注：载《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279页。）和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回忆录》（注：载《明报月刊》第33期，1966年9月，收入周毅等主编《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543页。）认为，张学良、杨虎城1936年11月初开始酝酿，最后确定兵谏日期是12月9日，前后长达一个月时间。这一说法将不同资料放在一起，互证、比较、分析，似较为可信。
    （2）关于张学良联共抗日问题
    张学良不仅有反蒋的意图和计划，而且还要与红军“合在一起干”。毕万闻认为：“张学良大约是在1936年9月上旬提出要与红军‘合在一起干’的要求”。只是由于形势变化，蒋介石已开始做联苏准备，遂采取逼蒋抗日的方针。（注：毕万闻：《张学良与红军--从新发现的写给周恩来的亲笔密函谈张学良何时要与红军“合在一起干”》，《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6期。）杨奎松认为，张学良早在1936年4月9日与周恩来在延安进行秘密会谈前，“就已经有了与蒋介石分道扬镳的思想倾向”，他在《活路》小册子里鲜明提出反蒋抗日、联俄联共的政治主张。杨还具体地分析了西安事变中张杨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指出这些主张“几乎是直接了当地呼吁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废止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既定国策……他之所以一再强调蒋之自由必以主张实现为前提，并反复劝蒋接受条件，正显示他除了‘兵谏’以外，确实还有其他的考虑和准备”。（注：杨奎松：《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之解决》，《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
    对于中共从反蒋抗日的策略转变为联蒋抗日，或张学良与中共到底是谁说服谁逼蒋抗日的问题，学术界有完全不同的观点。传统观点认为是中共在肤施会议时接受了张学良的有力劝说。但此观点所依据的主要是回忆史料，如台湾学者更多的是依据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忏悔录》中的说法，而大陆学者主要依据的是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申伯纯的《西安事变纪实》等回忆史料。这种史料由于年代久远或因个人的立场、利益关系等问题，有可能与历史真实相距甚远，所以说服力较差。杨奎松即对此提出异议，其所用资料为1936年4月1日《周致张、彭、毛电》，1936年4月13日《周恩来给贾拓夫的密写信》等原始资料。（注：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周恩来致汉卿先生书》（1936年4月22日），《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87页；《曾希圣致彭德怀、毛泽东、周恩来电》（1936年5月5日）；《朱理治致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电》（1936年5月7日）。）杨认为，肤施会议时，“更多的是周恩来劝说张学良离开蒋介石，和共产党一起实行‘抗日反蒋’”。（注：杨奎松：《究竟是谁说服了谁？》，《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