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学良联共的时间和途径，高存信、白竟凡等人通过研究《王化一日记》以及《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0-1945）》（注：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原书房1969年第2版，第310-314页。另见南开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共党史教研组编《华北事变资料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2页。）等资料后，对过去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张学良了解到蒋介石已接受了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秘密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三原则之后，遂忿而走上联共之路。他们还提出，张学良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期间去上海秘密会见了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而不是杜重远；时间不是1935年12月，而是11月上旬。此外，高存信等也对张联共原因的传统说法进行了修正和补充，否定了张学良在陕北受了三次战役打击后才去找中共的说法，认为“是蒋介石逼迫他联共的”（注：高存信、白竟凡：《张学良开始联共时间的探讨及其作用浅析》，《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第442-443页。）。
    关于张学良加入中共问题，最早是由于苏联公布的一份共产国际文件，即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一封电报（注：见马贵凡译《苏联新发表的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档案文献之二》，《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而引起有关研究者注意的。这一文件见于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出版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汇编》中，1988年前后被译成中文。它说明，当年确实存在过有关张学良入党的问题。杨奎松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两份佐证，其一是刘鼎致中共中央的电报，1936年6月30日发出；其二是以洛甫（张闻天）的名义于7月2日发给共产国际的一封电报。（注：这封电报保存在莫斯科俄罗斯当代历史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中，全宗号492，目录号74，卷宗号282。）杨奎松的结论是，1936年6月底，张学良曾经提出想要加入共产党的愿望。其后，共产国际虽然没有同意中共吸收张学良入党的请求，但张学良仍始终和共产党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注：杨奎松：《有关张学良加入中共问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
    （3）张学良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问题
    长期以来，史学界在评价张学良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时，总是强调这样一种观点，即西安事变发生后，在中共代表的说服下，张学良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注：胡华：《中国革命史讲义》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16页；魏宏运主编：《中国现代史》上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21页；王维礼主编：《中国现代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5页。）
    对于上述观点，近年来史学界出现了完全不同的看法。张学君认为，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他认为张学良不仅是“西安事变的主要发动者和组织者”，而且也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人”。为此，他用大量史实论述了这个观点，指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张学良本人的决策，不是来自别人的说服。”（注：张学君：《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1期。）还有学者认为，“在西安事变发动和解决的过程中，张学良起了主要决策人的作用”（注：李淑：《试评西安事变中几个人物的历史作用》，《南京师大学报》1987年第1期。）。有的学者认为，从扣蒋到放蒋、送蒋，突出地表现了张学良的作用。（注：房成祥：《论西安事变期间张、杨的八字宗旨》，《西安事变研究》，第165页。）
    进入90年代以后，多数研究者在分析了1936年12月12日《张杨对时局宣言》，张学良1936年12月12日《致孔祥熙电》，12月13日张学良《对总部全体职员的训词》，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和周恩来12月25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等史料后认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系由于各方面努力，而以张学良为主”。这种观点在突出张杨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中共的作用，甚至也不否认宋氏兄妹和蒋介石的作用。（注：房成祥：《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几个问题》，《西安事变研究新论》，第140页。）有的学者认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西安、南京、延安三方面诸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注：郑德荣：《西安事变若干问题的新思考》，《西安事变研究新论》，第213页。）。
    （4）关于张学良送蒋返宁问题
    有的学者依据申伯纯的《西安事变纪实》等材料，认为，张学良在送蒋问题上不够慎重，也不与有关方面商量，心血来潮，临时决定亲自送蒋，最后造成了终身监禁的悲剧。（注：金封：《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回南京之谜》，1988年8月3日《解放日报》第6版。）有的学者认为，张学良对当时国民党内部斗争的复杂性，对事变在人们情绪、心理上的影响，以及东北军高级将领的思想动向缺乏正确分析和把握。（注：李传信：《论张学良送蒋及被“管束”的前因后果》，《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第519-520页。）还有学者提出，“西安事变之释放蒋，莫斯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其理由是苏联从自身利益考虑支持蒋介石抗日，对张学良施加压力，从而促使张放蒋。（注：朱永德：《西安事变与世界大局》，《西安事变新论》，第69-70页。）吴天威也对张学良送蒋回宁持否定态度，认为他这样做是错了一着，是一个轻率的举动，“这一举动使他从捕人者变为被捕者，纯粹是为了满足他个人的堂·吉诃德式的自我主义的心理状态”。（注：吴天威：《关于西安事变的新材料》，《近代中国》1984年1月号。）张魁堂认为，张学良放蒋显然是出于善良的愿望和不切实际的幻想：（一）以为蒋介石是要守政治信用的。（二）以为有“三位一体”的实力作后盾。（三）宋氏兄妹及端纳都保证他去南京的安全。吴天威对送蒋回宁的后果也持消极看法，认为张“贸然亲送蒋介石回南京铸成大错，不但使西安事变的成果，濒临完全丧失的边缘，而且他自己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注：张魁堂：《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219页。）另外，也有学者不同意张送蒋是“感情冲动”、“心血来潮”，认为这一行动“符合张学良性格心理特征，甚至可以说是具有办事果断或独往独来的少帅风范”（注：张志强：《张学良送蒋返宁的心理探析》，《千秋功业--纪念西安事变六十周年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
    进入90年代以后，学术界肯定张送蒋回宁的行动渐成主流。研究者除利用《张学良文集》及各种回忆录外，尤其重视张学良送蒋离陕前留下的手谕，原文为：“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孝侯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张学良二十五日以杨虎臣代理余之职。”（注：见刘希金《张学良送蒋离陕前手谕石印件的发现经过》，1984年12月9日《光明日报》第2版。）这种观点不仅否定了此举是“一时感情冲动的鲁莽之举”的看法，也否定了“政治上幼稚”的观点。他们认为，张送蒋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经过反复思考的，他送蒋的念头，实际是早在西安事变爆发初期，就已萌发了”。（注：范克明：《关于张学良历史悲剧的思考》，《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第537页。）有的学者指出，张学良采取“不留痕迹”的放蒋方法，是处置蒋的最佳选择，决非轻率之举。（注：张学继：《对西安事变几个问题的再探讨》，《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4期。）张友坤认为，第一，张学良躬亲送蒋返宁的思想早就存在；第二，是为了给蒋介石恢复威信，以便领导全国抗日；第三，是向全世界表示，西安之举完全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绝无私心杂念，使亲日派无话可说；第四，为了使蒋介石对所答应的条件不致反悔，力求尽早一一兑现。（注：张友坤：《对张学良送蒋返宁的再认识》，《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陈崇桥也认为，张学良放蒋是“从维护蒋介石的威信、以利今后的抗日大局出发的”。（注：陈崇桥：《张学良爱国主义思想之发展》，《西安事变研究》，第299页。）还有的学者认为张躬亲送蒋“是他在爱国主义思想指导下拥蒋抗日和逼蒋抗日的继续”（注：任振河：《张学良躬亲送蒋原因之我见》，《西安事变研究》，第3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