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关于事件的后果与影响
    在有关中东路事件后果方面，一种观点认为，此事件使日本了解了苏联和东北军的各自实力，导致了日本关东军对苏联的重视和对东北军的蔑视，并加速了对东北武装占领的步伐。支持此观点的史料大都为海外特别是日文资料。主要有渭山生《围绕东支铁道俄支两国的纠葛》（《偕行社记事》第663号，1929年12月）；《苏维埃联邦事情》第3卷第8号（1932年8月）；神田正种少佐发自哈尔滨的报告《关于苏联邦对东支事件进行宣传及其阴谋的观察》（参谋本部，1929年11月）；川俣雄人大尉发自满洲里的报告《东支回收事件（其十三）·西部国境方面赤支两军战斗详报》（参谋本部第二部，1930年1月25日）；《在俄支抗争中俄实力的活跃》（《偕行社记事》第666号，1930年5月）；《列强苏联邦的军备》（《偕行社记事》第668号，1930年5月）；松树知胜《关东军参谋副长的手记》（芙蓉书房1977年版》等。
    有的学者认为，在中东路事件这个问题上，张学良最大的失误是选错了敌人。（注：《东北军史》，第152页。）另有学者认为，中东路事件不但助长了日本的侵华气焰，同时“削弱了东北军尤其是张学良反抗外国侵略的信心”。（注：毕万闻：《张学良研究之我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持这种观点的人指出，东北军在中苏战争中的惨败给张学良以很大的刺激和教训，“因此，在面对‘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就不愿重蹈中东路事件的覆辙，而贯彻执行蒋的对日不抵抗政策也就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事了。”（注：李云峰、王爱萍：《张学良与中东路》，《张学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同泽出版社2000年版，第223页。）日本学者土田哲夫也认为，中东路事件后，“中苏关系的恶化使‘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联俄制日’战略失去可能”。（注：土田哲夫：《中东路事件与日本的反应》，《张学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58页。）
    3.关于武装调停中原大战
    学术界对于张学良武装调停中原大战一事，历来评价不一。在改革开放之前，否定说是学术主流，即使到80年代，这一观点仍占重要地位。持否定说的学者认为，张学良参加中原大战，表示站在蒋介石一边，是在蒋的收买下采取的；其危害是“使蒋介石得以坐镇南昌，集中力量围剿红军”，“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造成了可乘之机”。（注：常城：《略论张学良将军》，《东北师大学报》1986年第6期。）傅虹霖在这个问题上倾向于强调张学良为东北集团谋利的观点，虽然她承认张学良珍惜和维护国家统一，“与一般旧军阀不同”，但认为蒋介石对他的许愿，“也颇使他动心”。（注：傅虹霖：《张学良的政治生涯》，第68页。）还有学者认为，张学良是这场战争的受益者。（注：赵焕林等：《中原大战中的张学良》，《民国档案》1993年第4期。）
    无论是“被蒋介石收买”说，还是“为东北军事集团谋利”说，都是对张学良武装调停中原大战持否定倾向的学术观点。目前学界主要利用如下一些资料加以论证。其一，南京方面给张学良提供了1000万美元作为他的军费开支。（注：〔日〕关宽治、岛田俊彦著，王振锁、王家骅等译：《满洲事变》，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45页；穆尔给凯洛格的电文，1930年10月16日，美国国家档案馆，893.00/409。）另据李宗仁讲，蒋和阎都曾提供过大量报酬来换取张学良的帮助。李认为蒋给张提供了600万美元现金。（注：见广西政协文史研究委员会编《李宗仁回忆录》下册，1980年内部出版，第604-615页。）其二，蒋介石与张学良达成了军事与政治方面的9条协议，张由此得以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并获得了东北军政党务最高权力，以及黄河以北的军务权力，东北建设也受到国民政府全力支持。其三，张学良大发战争财，1930年6月30日、7月9日《盛京时报》对此有报道，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也有相关军火买卖及数额证明。（注：见赵焕林等《中原大战中的张学良》，《民国档案》1993年第4期。）从上述几份材料来看，说张学良调停中原大战是站在东北集团的立场上也不为过。
    不过，在80年代后半期，肯定张学良武装调停中原大战，认定是维护国家统一的正义之举的观点，在学术界逐渐流行。持肯定说的学者往往引用张学良当时的函电、通告等文件及演说、答记者问等材料来说明张的动机，并认为，“张学良在制止中原大战的同时，也制止了国内各派军阀的混战”，而这符合他“维护国家的统一”的“平生一贯的主张”。（注：张秀春：《张学良与国内军阀混战结束初探》，《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第160页。）有的学者更指出，张学良武装调停中原大战，“合乎历史潮流，符合民心”（注：路梦辉：《试论张学良在中原大战中的武装调停》，《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第170-175页。）。有的学者不同意张学良督兵进关，造成东北兵力空虚，为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带来可乘之机的观点，认为，张学良带兵入关“绝不是东北沦陷的根本原因”，张学良盲目听从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才是东北沦亡的内在原因。（注：王希亮：《东北军武装调停中原大战之再认识》，《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第184页。）还有学者肯定了张学良的动机，却否定了他的行动，认为张学良“卷进了内战的旋涡，造成了不幸的后果”（注：郑志廷：《中原大战期间蒋介石对张学良的引诱和争取》，《历史教学》1989年第9期。）。
    面对学术界出现的全面肯定张学良武装调停中原大战的观点，仍有学者继续坚持传统观点，认为“新说”“有违史实”；更认为“助蒋并非为东北集团一己私利”的结论“未免过当”。张学良入关是为以张为首的东北集团着想，而不是为民众，目的是“想坐收渔人之利”。（注：毕万闻：《张学良研究之我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还有学者强调，蒋介石是最大受益者，同时“张学良也是这场战争的受益者”。（注：赵焕林等：《中原大战中的张学良》，《民国档案》1993年第4期。）
    4.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
    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是评价张学良功过的两大热点问题。围绕着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的所作所为，学术界一向有不同观点，主要集中在张学良是否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以及“不抵抗中之抵抗”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