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是否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过去，史学论著在论述“九·一八”事变时，都认定张学良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这种观点在很长时间里成为学术界的主流。不过，近年来学术界在这种“认定”的基础上，又开始深入分析张学良执行“不抵抗政策”的原因，试图把他与蒋介石在本质上区分开来。（注：常城：《略论张学良将军》，《东北师大学报》1986年第6期。）还有的学者指出，“蒋介石才是绝对不抵抗政策的炮制者、发明人”，“张学良并非不抵抗政策的炮制者，而是执行者”。（注：孙向远、孟森：《“九·一八”事变前后的蒋介石和张学良》，《辽宁大学学报》1991年第6期。）并有学者进一步对张学良忠实执行“不抵抗政策”问题提出了异议，认为张学良是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牺牲品，这个政策是蒋介石为张学良设置的陷阱，是有极其险恶用心的”，其目的是“企图利用日本力量驱走东北军，然后梦想依赖国联的力量，将东北变成蒋的天下”。因此，“实际上不抵抗政策仍是内战削藩政策的继续”。（注：郑志廷、徐玉增：《蒋介石逼张学良下野新探》，《河北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
    这样就产生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强调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忠实地执行了蒋的不抵抗政策；另一种则强调张的执行蒋之不抵抗政策，不过是由于上下级关系不得不执行，以及受蒋的蒙蔽糊里糊涂地执行。争论双方都运用了大量史料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主张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是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观点的学者指出，7月发生“万宝山事件”后，蒋介石反对反日运动，命令“隐忍自重”，张学良复电同意。8月发生“中村事件”后，蒋介石的铣电（8月16日）称：“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遵照执行。”张学良9月6日转电臧式毅、荣臻：“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注：周毅主编：《张学良文集》上卷，第488页。）张学良又于同日致电张作相：“特急。吉督署张督办：奉密电令：我国遵守非战公约，不准衅自我开。特令遵照。张学良。”（注：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1），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480页。）9月19日上午，张学良在讲话中说：“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此外，9月24日张学良致蒋介石王正廷电和1935年8月张学良在汉口某次宴会上之讲话（注：孙德沛：《不抵抗政策与张学良将军》，大风编：《张学良的东北岁月》，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269-271页。），都表明张学良的确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平心而论，争论双方对于这一点并无分歧。但相比较而言，持相反观点的学者则更强调“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对于日军寻衅事件，蒋介石即已下达了不准抵抗的禁令。9月12日，蒋介石与张学良在石家庄会晤，蒋要张严令东北军，凡遇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提交国联和平解决。事变发生后，9月19日夜11时，蒋介石在南昌亲笔起草了给张学良的加急电报。（注：司马桑敦：《张老帅与张少帅》墨迹电稿之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9月23日蒋介石发布的《国民政府告全国民众书》中说：“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继持严肃镇静之态度”。（注：《暴日占据东北痛史》，上海联友出版社1931年版，第79页。）
    日本学者土田哲夫不同意在中国大陆学者中较流行的因张执行了蒋的命令，故东北军采取不抵抗政策的观点，认为“张学良的东北政权具有相当的独立性”，所以，“张学良避免与日本冲突，采取不抵抗方针并不能认为是南京政府所命令的结果”。（注：土田哲夫：《张学良与不抵抗政策》，《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这一观点事实上论证了张学良应对东北沦陷承担责任的问题，成为学术界中较为独特的观点。支持土田哲夫观点的资料很多为日文档案（注：如关东军参谋部《东三省支那军事调查》（日本旧陆军省档案《密大日记》1929年第5册）、《张学良与其王国满蒙政权之解剖》（时代出版社1931年版）、园田一龟《奉天省财政研究》（盛京时报社1927年版，第89-92页）、《东北年鉴》（东北文化社1931年版，第278-285页）等资料。），但是也有中文资料，如1931年7月18日北平副司令员致东北政务委员会电及张学良给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的文章等。
    （2）关于不抵抗中之抵抗问题
    近年来，认为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采取的是“不抵抗中之抵抗”的观点，为愈来愈多的人所采用。张德良是较早阐述这一观点的学者。他指出：“在局部抗日战争中，张学良和东北军爱国官兵以及华北各将领与士兵始终坚持‘全国抗战论’的观点，并且在抗日实践中推动全国抗日理论向前发展。他们没有完全执行蒋介石的‘绝对不抵抗主义’。‘九·一八’之夜实行的就是‘不抵抗的抵抗’，随后迅即抛弃了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注：张德良：《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社会科学辑刊》1991年第5期。）此后，许多学者支持这一观点。有的学者强调，“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当时黑龙江、吉林、辽宁、热河4省的抗战，都是在张学良将军的领导和支持下进行的”（注：马越山：《“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抗日斗争评述》，《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第357页。）。还有学者认为，“救国会始终受到了张学良的暗中保护和多方支持”，他还“在组建义勇军抗战等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注：王生杰、周志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与张学良的关系》，《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1期。）该文引用史料翔实，对“不抵抗中的抵抗”这一观点给予了有力的支持。
    5.张学良与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重大的历史事件，因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的特殊地位，故探讨他与西安事变的关系也就成为张学良研究中的热点之一。同时，改革开放以来，有关资料不断问世，使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历史事实更加清晰和完整，这也直接推动了相关历史问题的研究。于是，这方面的学术成果大量出现，不同学术观点的交锋和争鸣随之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