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甲骨文字集录和考释方面。1912年编印所藏甲骨文手拓本为《殷墟书契前编》 八卷，1914年编印《殷墟书契菁华》，1915年编印《铁云藏龟之余》，1916年罗氏亲往 河南安阳考察，搜罗之甲骨已超过三万片，同年编印了《殷墟书契后编》两卷，为甲骨 文字的保存、传播与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继又编印了《殷墟书契待问编》，举凡已知 甲文中形、音、义有一不知者，则阙以待问，治学之严谨于此可见。特别是罗振玉在完 成于1914年而由王国维手写、小林氏承印的《殷墟书契考释》一书中，提出了“纵向溯 源，横向稽典”和“系统为纲，纲举目张”这两种迄今仍被视为科学的考释甲骨文字的 方法。王国维在为该书撰写的序言和跋语中，评价该书找出了考释古文字的义例，从而 解决了古文字学上的基本问题，是开创于顾炎武的清朝文字学三百年来的结束之作，也 是集大成之作。《殷墟书契考释》在殷商史研究方面也有重大突破，因为发现甲骨卜辞 中有殷帝王的名谥，乃知其为殷室王朝遗物，进而考订了殷墟所在和商王帝系，初探了 殷代礼制，弄清了商代卜祀之法，探明了商代的某些官制，遂提出先识文字，继通卜辞 ，再据以上考商史的思路，从而不但确立了甲骨文的研究方法，同时也奠定了殷商史研 究的基础，正如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13页）中所说 ，该书使“甲骨文字之学蔚然成一巨观，谈甲骨者固然不能不权舆于此，即谈中国古学 者亦不能不权舆于此”。
        其次是在敦煌文献方面。1913年编印了《鸣沙石室佚书》（影印本），1917年编印了《 鸣沙石室佚书续编》和《鸣沙石室古籍丛残》（影印本），共收各类敦煌文献数十种，包 括伯希和自巴黎陆续寄给罗振玉的影照本，以及罗氏以个人之力在国内搜购的部分。此 外还把侨居期间从大谷光瑞、橘瑞超、吉川小一郎等日本学者手中借录或影照，以及在 日本各地搜购的敦煌残卷，也都编印了进去。1918年罗氏又出版了《雪堂校刊群书叙录 》上下卷，他不但为所编的敦煌经卷撰写题跋、校记，宣传其价值与功用，还亲自考订 其内容，藉以校经补史，1913年撰成《补唐书张义潮传》，为唐末收复河湟归唐的张义 潮立传，填补了新旧《唐书》的空白。1914年又撰成《瓜沙曹氏系谱》，考订归义军曹 氏政权的谱系源流。罗氏的这些工作，为今天已成为显学的敦煌学开了先河。
        再次是在金石材料方面，罗振玉旅日期间迫于生计，忍痛出让了部分古器及书画，但 同时又搜求到更多的金石古器。以金器而言，其间以私藏先后编印了《梦草堂吉金 图》、《殷墟古器物图录》、《秦金石刻辞》和《殷文存》等。再以石器而言，罗氏身 在异国仍托人以邮寄方式搜求碑文精拓，并把所得墓志按地域编印了《恒农冢墓遗文》 、《芒洛冢墓遗文》、《邺下冢墓遗文》、《襄阳冢墓遗文》、《广陵冢墓遗文》、《 吴下冢墓遗文》、《三韩冢墓遗文》、《六朝墓志菁英》等，又把其它石刻资料编成《 汉晋石刻书墨影》、《金泥石屑》、《两浙佚金石集存》、《西陲石刻录》、《西陲石 刻后录》、《昭陵碑录》、《唐三家碑录》、《海外贞珉录》、《汉晋石刻墨影》、《 龙泓洞造像题名》等书，精印刊布。此外，罗氏还编印了《赫连泉馆古印存》、《赫连 泉馆古印续存》、《隋唐官印集存》、《罄宝所藏玺印》、《齐鲁封泥集存》、《历代 符牌图录》、《历代符牌后录》、《唐风楼秦汉瓦当文字》、《石鼓文辨》、《恒农砖 录》、《砖志征存》、《蒿里遗珍》、《四朝钞币图录》、《明朝钞币图录》、《古镜 图录》、《古镜铭集》、《墨林星凤》、《高昌壁画》、《二十家仕女画存》和《古器 物范图录》等玺印、封泥、符牌、瓦当、石鼓、古砖、泉币、古俑、古镜、壁画等古器 物专书，均以珂罗版精印，一问世即风行国内外，为金石考古开创了许多新领域。
        再次是在汉晋木简方面。早在1908年，英人斯坦因就在我国新疆、甘肃两省窃得当地 出土汉晋简牍千余片，运回本国，嗣后邀请法国学者沙畹教授考证。罗振玉以私人关系 得到沙畹教授的汇编考释，乃知其中所记“如玉门之方位，烽燧之次第，西域二道之分 歧，魏晋长史之治所，部尉、曲侯，数有前后之殊，海头、楼兰，地有东西之异，并可 补职方之记载，订史氏之阙遗”（罗振玉：《流沙坠简·序》），于是在1913年即与王国 维分别整理，次年编成《流沙坠简》三卷，并各为《考释》，不但向学术界公布了这一 重大历史发现，且为后世简牍学研究开辟了道路。此后，鲁迅先生曾购读，并赞叹如此 才称得上真正的整理古籍。
        最后是在印布文献方面。罗振玉利用日本京都小林氏比较先进的珂罗版印刷技术，以 私人有限的财力，倾其所有，大量印制从搜罗到的殷墟甲骨、敦煌文献、金石刻辞和汉 晋木简等新鲜文献资料中陆续编撰的多种书籍，大量印制他网罗到的清儒未刊手稿、唐 宋元明孤本和善本等珍贵的书籍，大量印制他本人的极为宏富的著作。罗氏不但在京都 印书，同时还在杭州丁仁（辅之）所办的仿宋聚珍书局排印出版了许多种佚书。他还通过 日本学者影印了小川简斋氏所藏《智永千字文真迹》，以及日本内府藏王羲之《摹本孔 侍中帖》和日本光明皇后藤三娘所临《乐毅论》等真迹。对此，王国维在《雪堂校刊群 书叙录》序言中曾说：“先生独以学术为性命，以此古器古籍为性命所寄之躯体……辛 亥以后，流寓海外，鬻长物以自给，而殷墟甲骨与敦煌古简佚书先后印行。国家与群力 之所不能为者，竟以一流人之力成之，他所印书籍，亦略称是。旅食八年，印书之费以 巨万计，家无旬月之储，而先生安之。自编次、校写、选工、监役，下至装璜之款式， 纸墨之料量，诸凌杂烦辱之事为古学人所不屑为者，而先生亲之。”罗氏印布的书籍数 量大、水平高，给国内外学术界以极为深远的影响。
        四
        1919年（54岁）至1931年（66岁）为回国甘当清朝遗老的时期。当罗振玉打定回国的主意 之际，日本友人诚恳挽留，并表示要在吉田山为之修筑精舍，按月供给生活费用。罗氏 一概辞谢，他希望能在先皇崇陵侧卜宅而居，守墓终老。还将净土寺町寓宅捐于京都文 科大学，委托内藤湖南和狩野君山两位博士办理以售房之资出版《京都大学文学部影印 唐抄本丛书》，遂登归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