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玉返国后所愿未遂，乃筑屋寓居天津嘉乐里。蔡元培邀就北京大学考古学讲席， 罗氏以数千言长篇《答书》坚谢之，他在感情上尚留恋紫禁城内的小朝廷，愿为旧主溥 仪效劳。同时，组织“东方学会”，提倡保存传统文化。1920年至1921年，他主持北京 城内旗人的赈灾事务，为此还召集商股设立东华银行，又在天津开设博爱工厂。1922年 12月初溥仪大婚，罗氏入贺，获召见，溥仪赏赐“贞心古松”匾额，并准其“遇事上陈 ”，罗氏感激殊遇，乃以贞松老人自号。1924年8月4日应召入值南书房，溥仪“赐对” 、“赐餐”，命与袁励准（珏生）、王国维等一起检点宁寿宫、养心殿的藏器和陈设。同 年11月5日，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宫，罗氏奔波“救驾”，曾说服段祺瑞通电反对逼宫 。1925年2月23日，罗氏父子扈从逊帝溥仪秘密离京赴津，在日租界张园设“行在”， 罗氏受命“帮办留京善后事宜及天津临时交派事件”，但事态多变，继被溥仪委为顾问 。1928年10月18日溥仪致罗氏一件长达300字的亲笔手谕（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清废帝溥仪档》），称赞他“实先行而后言”，“忠义奋发，力图进取”，“苦心孤诣 ，备尽艰辛，时值厄运，忠贞愈坚，毁家纾难，实为仅见”，又赏赐“言泉文律”匾额 ，令罗氏感动得落泪。不过，他在溥仪的小朝廷里，受同列排挤，在天津长期靠边站， 却无怨无悔。同年，罗氏在天津开办的贻安堂和博爱工厂均歇业，遂举家迁居旅顺。19 30年2月，罗氏赴津为逊帝祝寿，溥仪又赏赐“研精绨帙”匾额。1931年“九·一八” 事变发生，罗氏怀着复辟“大清帝国”的愿望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磋商并参与劝说溥仪 出关。
        我们可以说，罗振玉在这一时期站在封建立场上，积极参与了溥仪的复辟活动，这是 我们必须予以否定的。虽然罗振玉那时的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较多，且年过花甲，却未 曾中断学术研究和撰述工作，继续取得了重大成果，而这又是必须予以肯定的。
        经罗振玉呼吁抢救才得免于焚毁的清内阁大库档案，入藏历史博物馆之后，又于1921 年因经费拮据再次被剔出15万斤（装9000麻袋），以银币4000元之价卖给故纸商，将回炉 造还魂纸。罗氏闻讯，即以三倍高价举债购回，并自1924年开始自任检理，先成《史料 丛刊初编》，本拟持续编刊，唯限个人力量难终其事。1924年罗氏于敦煌文献中选取唐 代民间文学作品7种编为《敦煌零拾》，继又编印《敦煌石室遗书三种》，1925年选出1 7种文献编为《敦煌石室碎金》，1928年又有《古写本隶古定尚书真本残卷》（摹印）出 版，继续刊布敦煌文化遗产。在金石研究方面也广有收获，1920年以流入日本的中国古 金器专门编了一本《海外吉金图》，1923年编成《雪堂所藏古器物图》（另有《附说》1 卷），1930年以未见前人著录的私藏金文编成《贞松堂集古遗文》16卷，次年又成《补 遗》3卷。至于其它文字方面，1923年编成《凝清室古官印存》，1925年又荟萃古玺印 而成《玺印姓氏征》一书，1927年编成《西夏官印集存》。在传古印布文物古籍方面又 不辞辛苦地做出了一般人难以企及的成绩。正如罗继祖教授所说，以印布敦煌文献而言 ，不但当年曾任封疆大吏的端方感叹力不能逮，连声名显赫的商务印书馆也因怕赔钱而 未出一纸，雪堂公却能从学术效益着眼，以一人之力任之，其境界之高可知矣。
        谈到罗振玉在这个阶段的学术成就，当然不应忽视他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功绩，董作宾 、容庚、商承祚、胡厚宣、孙常叙等都曾接受他的指导，而卓然成长为文化学术界的大 师和巨匠，王国维则更具代表性。王氏家境贫寒，入学于罗氏主办的东文学社，几因困 乏辍学，罗氏感其才干，识其博学，使兼任《农报》校对，俾免费卒学。罗氏转办苏州 师范学堂，亦让王任教员，不久助其取得官费而入日本东京宏文书院，毕业后正值罗氏 在学部参事任上，乃得入学部图书局任局员。后经辛亥之变，罗氏携王等一起东渡。起 初王受日本学术界影响，醉心于尼采、叔本华，有《静安文集》、《人间词话》等哲学 和词章学著作问世，此后乃信从罗氏劝导，专治朴学，罗氏还从大云书库中挑选有复本 百部书相赠，其他藏书也无条件允其借阅，俾王得到了从事考据必备的研究资料。王氏 遂从手写《殷墟书契考释》起，继而在罗氏指导下撰写《国朝金文著录表》得以入门， 其后在金文甲骨领域学问精进，迅速取得了世人公认的辉煌成就，尤其在甲骨学方面有 “青出于蓝”之誉。1927年6月2日王国维殉清自沉以后，罗氏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搜集整 理王氏遗著，编定《海宁王忠悫公遗书》行世，为王氏全集行世之始，充分体现了罗氏 奖掖人才、爱护后学的长者之风。
        五
        1931年（66岁）至1940年（75岁）为身陷伪满时期。“九·一八”事变发生之际，罗振玉 因关内时局动荡，念及逊帝的安全，而动了“勤王”之想，却不悟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 我国东北早蓄野心，参与了劝说溥仪离津出关的投敌活动，从而留憾终生。
        1931年末，罗振玉患病卧床，正在旅顺的溥仪亲往罗宅慰勉，令其感恩戴德。1932年 初罗氏参与了就伪满“建国”、“国体”的性质以及溥仪的政治地位等问题与日本关东 军的谈判，继则随溥仪赴长春并出席了伪满“执政”的就职仪式。初授伪参议府参议， 不就，又授临时赈务督办亦未就，只随侍溥仪左右。1933年6月出任伪监察院院长，同 年10月出任满日文化协会常任理事。1936年出任满日文化协会会长。1937年3月辞官获 准，返寓旅顺，或摩挲金石，或评骘书画，著书自遣。1940年5月14日罗氏因风寒转肺 炎而去世，卒年75岁，溥仪闻之震悼，特谥“恭敏”，派掌礼处处长张允恺奠醊，赏陀罗经被，赐祭，赐祭粢料，赐诔，赏银治丧，因处战时而不克归葬故里，乃 葬于旅顺水师营西沟屯西南山之原。
        罗振玉以大清遗臣自处，矢志终生不出事新朝，谁知结果却成了民族罪人，这是他万 万想不到的。他对末代皇帝溥仪充满幻想，以为溥仪是唯一能够救民水火的明君，为复 辟而向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寻求支持就成了唯一的出路。罗氏可以说在历史上就与日本有 缘份，从1898年创办东文学社就广泛接触日本学者，后来两番东渡，八载侨居，结识了 大批日本各界人士。在这种情形下产生某种偏见，竟相信日本疯狂的陆海军人及所谓“ 浪人”，会给予他的旧主以“大清帝国的主权”。于是这批可怜的清室君臣一起上当： 他们本想利用日本势力恢复大清的江山，结果却被日本军阀利用，成了受制于人的十分 蹩脚的木偶戏演员。即便是罗氏的嫡孙罗继祖教授也并不原谅祖父这一段悲剧性的历史 。然而，在他一生中这黑暗的最后10年里，仍然坚持学术研究，并在他所涉及的所有文 化领域内，又都做出了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