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统一中国，是有功的；他对贵州各族人民“训服之道，宽猛适宜”，也有利于休养生息，发展生产；汉族进入贵州，带来了中原的先进文化和技术，对于开发贵州，也是有益的。但明代的统治者始终是封建王朝，朝廷的横征暴敛，官吏的贪脏盘剥，尤其是对反叛的镇压，最终受害的仍然是贵州各族人民，而受到朝廷褒奖的当然是在“平蛮”中建立功勋的官员，但徐胜虽身为“武官”，却不在军事上建功立业，定居之后乃“立身理家”，他的受奖是在理家上“俱有典则”，而不是以“军功”显赫。这与上述的那些官吏是有区别的。
    纵观徐胜以降的徐氏各代，可以说是生于乱世，明哲保身，不求闻达的世家，特别是清王朝封建势力的渗透，随着民族压迫和阶级统治的强化，徐氏宗族的人效忠朝廷者不是增多，而是日见减少。从徐胜起，授武职者仅八人，而且官阶品级递次降低，及至五品六品；文官虽有进士、举人，也不过空有其名，最多的是“处士”、“业儒”。武官多死于战乱，以致生庚死忌葬所都无从考察。虽有“勇冠三军”，“得胜赏功”之誉，“讵料直前奋往”，终至阵亡，族人无不为之哀叹：“似此英名堙没，能不为公叹惜之”！为士者，“虽好学不倦，生不逢辰”，“欲坠笔而不可，欲贸易而不能”，只得“以砚田作良田”，“以舌耕作菜羹”而已。如果说徐胜是明朝的代表，那么炳仁公则是清朝的典范。
    炳仁公为十世祖，清进士，例赠文林郎，曾选送日本留学，攻读师范。毕业返国，充本县高等小学校长兼正教员。旋应己酉礼部试未遂，到湖南充澧陵衡山等县禁烟委员，后虽以直隶州判委任之，则坚持不就，仍回到家乡复任本县高初两级小学并凯里学校校长，都匀十县公立中学校教员。他目睹乱世，权位非善，于活动则不能自保，甚有不识之徒，蝇营狗苟，而铜篆在握，了无价值者，指不甚屈，因而清高是尚，宁淡泊明志，不愿再入仕途，及至晚年仍以教育人才为乐。谱中的这些记载就是族人对炳仁公的评述，他自己笔下也有所流露。将谱记与个人的诗文对照，即可发现，炳仁公是个有正义感的爱国志士，尽管有为国“扫除”“群狼”，收复“弃地”的志气，终于不能；有为民掘泉淘金之愿，亦不可得，因为仕途险恶，而不肯屈膝折节，但又不愿空了一生，于是窃心教育，以育人为乐。
    伯益谦让，不居功，徐偃王行仁义，不斗害民；徐胜将而不官，立身理家；炳仁公仕而不宦，乐于教育，这就是徐氏宗族世代相传的遗风，《徐谱》具体而微地承续了这种遗风。
    六
    明清两代王朝在贵州的统治，反叛与剿抚之间长期对峙，战乱不止，仅清咸（丰）同（治）年间的苗民起义就持续达二十年之久。由于遭到清军的残酷镇压，狼烟四起，民不聊生，死伤惨重。据《咸同贵州军事史》记载，朝廷为镇压苗民起义，除了驻黔守军之外，还调集了用湘两军，三军合围并剿。仅凯里一战就“杀以万计”；“黄平、重安先收降苗万六千多人；乌鸦之捷，收降六万，由湘招安者数万人，饥惫不能自存”，“牛角之役，降众十余万，饥惫待哺者五六万人”。起义军最后被剿灭时，“苗疆人户只剩十分之三，仅剩数万人”。分布在炉山的这支徐氏宗族，正处于苗疆区域，当然不能幸免。《徐谱》“凡例”中说：“六世前后，生庚死忌葬所未知者”，究其原因，十之八九都是在战乱中逃亡失散，“其底里无存”。情节各有不同，死于战乱则一。其中八九两世生庚死忌葬所失考者，几乎都是在咸同战乱中遇难的：或有军职，战地阵亡；或躲避不及，为流弹击毙；或城被陷，眼见贞节不保，遂投河身亡；更多的则是逃亡他乡，抛尸异域；甚至举家失散，骨肉分离，子嗣不延。就是幸免一死，十余年的逃亡生活，亦极凄苦：有的离乡背井，隐姓埋名，在他人的田地辛勤耕苦作，聊以糊口；有的寄人篱下，与人庸工，以养家计。《徐谱》如实地记录了徐氏宗族在战乱中的种种遭遇。不仅给正史、方志以佐证和补充，而且是对于封建王朝对贵州人民血腥统治的控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