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生所提出的问题，是中国史学遗产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他在其后的研究中，用 大量的事实证明在中国史学上是存在着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的，从而为科学地 总结中国史学遗产开辟了新的路径。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一文中，白先生 论述了“精华和糟粕”、“规律和成果”、“理论和资料”等三个问题。其中，最具有 理论意义的方面，是作者关于规律的论述。白先生指出，发掘和描述中国史学上历史唯 物主义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规律、朴素辩证法观点的历史观点的发展规律，是“ 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任务”。同时，他还指出，研究中国史学上的技术层面的规律、 历史文学发展的规律，也是必要的。本文最后又着重强调了应当注意到“中外史学的发 展应有共同的基本规律，也必有各不相同的民族特点”（注：见1964年2月29日《人民日 报》，收入《白寿彝史学论集》（下），第595-601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从这两篇论文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白先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理 论与方法，深刻地剖析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基本问题，显示出了他的马克思主义修养发 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十年“文革”，给全国人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教训。“文革”后的拨乱反正，以及在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中国学术界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大大提高了。在 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在新的历史时期，白先生在历史研究和社会活动方面，都显示出他 作为一个忠实的和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本色。这个时期，是他的学术生命最活跃的时 期，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运用到他所涉及到的一切领域。他发表了关于对中国封 建社会认识的理论，关于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主流的理论，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 的传播和发展的认识，关于史学遗产的新认识，主编了具有中国史学特点的《史学概论 》，以及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理论，关于中国通史和中国通史 编纂的理论，关于历史教育的理论等等（注：参见《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几个问题》、 《中国历史的年代：一百七十万年和三千六百年》、《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以 上收入《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册，第3-40页）；《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 收入《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第46-65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六十年 来中国史学的发展》（收入《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册，第639-649，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年出版）；《关于<谈史学遗产>》、《谈历史文献学》、《谈史书的编纂》、《谈 历史文学》（收入《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册，第494-550页）；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 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 题》、《关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收入《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册，第307-341页）；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导论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白寿彝著《历 史教育和史学遗产》（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白寿彝史学论集》（上）第155-30 6页等。）。他的这些认识和理论，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基本原理指导下，结合具体的研究对象，根据可靠的事实和文献，提出新的结论，进行 新的理论创造。这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丰 富和发展。
        概括说来，这就是一位爱国者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历程。白寿彝先生以其丰富的 理论遗产和史学著作，表明了他是一位热忱、忠实而卓有成就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二、博洽、专精、卓识的史家
        白寿彝先生是一位兼擅博洽、专精而又以卓识著称于世的史家。白先生的著作，有中 国交通史、中国伊斯兰教史、回族史、中国史学史；他主编的著作有《中国通史纲要》 、《史学概论》、《回族人物志》（4卷本）、《中国通史》（12卷22册）；他的论集有《 学步集》、《史记新论》、《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白 寿彝史学论集》（上下）、《中国史学史论集》等。其中，《白寿彝史学论集》包含了八 个方面的内容，它们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教育，史学评述，史学遗产，史学史论， 史学史教本初稿，朱熹撰述丛考，序、跋、书评、札记。综上，可见他的博洽。
        白先生治史，不赞成务广而疏，提倡博洽与专精互补。他撰写的《中国交通史》出版 后，被认为“举凡有关中国交通文化而可为典据之文献，全部搜用无遗，且都注明出处 ，确是一部标志着中国交通文化史著中最高水平的作品。”（注：牛岛俊作《中国交通 史》日译本序，见《中国交通史》附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重印本。）值得注意的 是，此书出版后50年即1987年河南人民出版社重印时，国内尚无此类著作问世。由此， 我们又可以略知撰写此书的艰难。白先生早年曾致力于朱熹思想研究，有些文稿在“文 革”中遗失了，现就仅存“朱熹撰述丛考”所收的7篇论文来看，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是 有深厚功力的。白先生关于回族史的研究，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被认为是起到了奠基 的作用和开拓的作用，受到广泛的关注（注：参阅李松茂《白寿彝和中国回族研究》， 载《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的3期。）。白先生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研究，如他与王 毓铨先生合作的《说秦汉到明末官手工业和封建制度的关系》以及他自己撰写的《明代 矿业的发展》（注：见《白寿彝史学论集》（上），第46-142页。），都是有精深研究的论 文。白先生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更是蜚声中外。他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撰写的《中 国史学史教本》上册（注：见《白寿彝史学论集》（下），第829-998页。），尽管他本人 事后并不十分满意，但在当时确是达到了最新的高度，在今天仍有许多值得参考的地方 。他在80年代所著《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反映出了他在理论思考和撰述体系上对中国 史学史的整体认识；他的《中国史学史论集》一书，大多是精粹之作（注：《中国史学 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中国史学史论集》，中华书局1999年4 月出版，2001年10月第2次印刷。）。
        当然，博洽和专精，最终还是要体现出卓识来，才可能产生出创新的学术。这一点， 正是白先生治史的特点和优点所在，是他在学术界受到人们敬重和钦佩的根本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