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提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于：一方面是，把中国史学遗产研究的重要性 ，提高到与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设和发展有直接关系的高度上来认识，从而为 研究中国史学确定了位置、明确了方向；又一方面是，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设和 发展同总结中国史学遗产联系起来，这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内容，而且也为马 克思主义史学的民族特点找到了具体的形式和实现的途径。在这篇讲演中，白先生就“ 历史资料的重新估计”、“史学遗产的重要性”、“对外国史学的借鉴”、“历史教育 的重大意义”、“历史理论和历史现实”、“史学队伍的智力结构”等问题，作了精辟 的分析，对于现今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仍有重要指导意义。白先生在新时期的史学 工作都是按照他所坚持的方向进行的。他对他的同事和学生，也都是按照这个方向去要 求他们的。在他的周围，形成了这样一个史学群体，即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方向，建 设和发展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奋斗的目标。
        第二，他大力阐发史学工作的社会作用，反复论说历史教育的现实意义。白先生作为 一代史学名家，享誉海内外，但他并不是一个只关心学术研究的一般学者，他的可贵的 精神在于，他始终关注着国家、民族的前途，关注着全民族对于历史前途的认识和信念 ，并把史学工作同这种密切关注的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结合在一起。正因为如此，他在 新的历史时期，始终不渝地反复论述史学的社会作用，提倡积极开展历史教育。上文提 到，白先生在1983年出版了《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一书（注：《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他在这书的《题记》中作了这样的自我剖析：
        我从事教育工作已有四十四年。从事历史研究工作，还要多几年。这实际上，不管我 持的立场和观点怎样，都做的是历史教育的工作。但长期以来，我只是简单地认为，这 是传播历史知识的工作，是客观地研究历史问题的工作，没有自觉地把这个工作跟现实 联系起来，没有认识到这是历史教育的工作。一直到最近几年才意识到历史教育的重要 性，应该把史学工作跟教育工作联系起来。1981年夏，历史教学研究会成立，我开始把 这个问题提出来。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遇到适当的场合，我就对这个问题发表自己的 意见。因为我对这个问题考虑得还很不成熟，在发言内容中，有先后不完全相同的地方 ，也可以说有不断发展的地方。现在也把这些讲话的记录汇集在这里，供同志们参考、 批评。
        这是一位有高度责任感的史学家在向人们吐露自己的心声；同时，也是一位有影响的 史学家在倡导更多的史学工作者都能有这种历史教育的自觉意识，这将极大地促进史学 工作的开展，促进史学工作在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到这样一个 事实：白先生在1994年出版的《白寿彝史学论集》中，关于“历史教育”的论文、讲话 ，被编辑在显著的位置，而其数量竟有20篇之多，其中有16篇产生于1981年以后。
        古往今来，论历史教育的人很多，也有不少卓见。白先生关于历史教育的思想有超出 一般论历史教育之处者，在于他不仅是从史事方面阐述历史的教育作用，而且是从史学 的科学价值和社会功能方面阐述历史教育的作用，尤其是他更从史学史的视野来阐述历 史教育的必要性及其社会价值。白寿彝先生认为：“研究史学史是大工程。史学史就是 研究历代史学家对过去的看法，对自己所处时代的看法。把这些看法同有关的不同时期 的历史结合起来，看看他们受了时代的什么影响，看看他们如何影响社会。从这里，我 们可以看出史学的科学成就。要从史学史的学习、研究上，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发扬优 良传统，吸取外来的新的血液，对推动历史前进这一问题上一定要清楚一些，要不辜负 我们这个时代。史学史工作是一生的事业，也应该发展成为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注 ：《白寿彝史学论集》（上）第296页。）。这些话是对青年史学工作者讲的，但它涉及到 了历史教育的许多问题。从客体来看，历史上的史家如何看历史、看自己所处的时代， 以及他们如何受时代的影响和他们如何影响社会。这里饱含着辩证法思想。从主体来看 ，总结经验、继承发扬优良传统、推动历史前进、不辜负时代的要求，以及如何正确看 待史学史工作。这里也饱含着辩证法思想。同时，主体与客体之间，也是建立在对立统 一原则基础上。这就是从史学史的知识、见识、责任和视野来看待历史教育的价值和意 义。白寿彝先生关于历史教育的思想，在史学工作和社会实践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的 实际意义。首先，它把关于历史教育的认识从一般属于实用的或感性认识的阶段提升到 理性认识的阶段；其次，它提高了人们对史学史之社会意义的认识，有益于人们对史学 史的深入研究。可以认为，白寿彝先生关于历史教育的思想和论著，是20世纪中国马克 思主义史学在这方面最集中、最有代表性的反映。
        第三、他是一位出色的史学工作的组织者。白先生做了许多学术组织工作，产出了许 多史学成果，扩大了史学工作者队伍，增强了人们对于史学工作的信心。白先生通过编 纂《中国通史纲要》一书，迅速地使他自己和同他一起工作的同事，从十年动乱的阴影 中走出来，重新踏上了历史研究的征途，赢得了许多宝贵的时间，也“赢得”了这部影 响广泛的“小通史”的出版（注：《中国通史纲要》自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以 来，至今已有27次印刷，累计印数多达94万余册。）。他组建史学研究所、主编《史学 史研究》学术季刊，吸引了、团结了和锻炼了一批史学史研究者，直接和间接地推动了 这个学科的发展。他主编《史学概论》一书，增强了参与撰写此书的同事们的理论兴趣 ，也为高校增添了一本新教材，并在此基础上举办了史学概论讲习班。他主编《回族人 物志》，为北京、宁夏等地研究回族史的朋友创造了一个发挥专长的机会，也为全国的 同行继续回族史研究摸索了道路。尤其要强调的是，他以70岁高龄，提出编纂多卷本《 中国通史》的计划，在全国500多位学者、同行的支持下，历时20年，终于实现了撰述 目标，在很大的范围内推动了人们对中国通史的研究和认识。他在许多学术团体中担任 职务，对有关学术团体开展学术活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许多事实表明，他不止是一位 杰出的史学家，他还是一位杰出史学工作的组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