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他完成了一件宏伟的世纪工程。这就是12卷、22册、1400万字的《中国通史》 的编撰和出版。《中国通史》是一部巨制,它有几个突出的特点: 鲜明的理论体系。《中国通史》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进程的实际,在深 入研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些极为重要的理论认识,这些 认识贯穿于全书之中,而在《导论》卷作了系统的和充分的阐述。其中大多属于历史理 论范畴的理论问题,也有属于史学理论范畴的理论问题。对这两类理论问题,《导论》 卷都是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为指导,从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的发展中总结出来的:讲 理论而不脱离史实,举史实而提升到理论,读来容易理解而多有启发。 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中国通史》包含经济、政治、民族、军事、文化、中外关系 、历史人物等多方面内容,史料翔实,读来使人产生厚实、凝重之感。尤其值得提到的 是:它把各少数民族的历史都放在中国历史进程的大背景下加以阐述,充分肯定前者在 后者之中的重要位置,充分肯定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历史业绩:它把科学技术同 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结合起来阐述,反映出科学技术在推进生产力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 它展现出从先秦至近代各个历史时期的人物群像,使中国历史更加生动地、更加引人入 胜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体裁新颖而具有民族特色。白寿彝先生吸收了中国古代多种史书体裁的形式,并以新 的历史观念、新的认识水平,制定了一种“新综合体”用于《中国通史》的撰写。全书 除第一、二卷外,其余十卷都各包含四个部分:一是序说,阐述有关历史时期的历史资 料、研究状况、存在问题和本卷撰述旨趣。二是综述,阐述有关历史时期的政治、军事 、民族等方面的重大事件,勾勒这个时期历史进程的轮廓,便于读者明了历史发展大势 。三是典志,阐述有关历史时期的各种制度及相关专题,丰富读者对“综述”部分的认 识。四是传记,记述有关历史时期的各方面代表人物,展现“人”在历史运动中的能动 作用和历史地位,进一步丰富了读者对“综述”和“典志”的认识,从而增强了历史感 ,所生兴味更加浓厚,所得启示更加深刻。20世纪以前,中国史书多以纪传体、编年体 、典制体、纪事本末体四种体裁为主要表现形式;20世纪以来,章节体逐渐代替了上述 各种体裁。《中国通史》以章节体的形式而注入纪传体等传统史书体裁的风格,把古今 史书体裁的优点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综合体”,从而容纳了极为丰富的历史内容, 也活泼了历史编撰形式,使其具有突出的民族特色。这不仅给人们以耳目一新之感,更 重要的是使人们对中国历史可以有一个全局的、立体的、动态的认识。 反映了最新的学术成就。《中国通史》各分卷主编多是有关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且 又约请了许多专史研究的学者参与撰述,可谓人才之荟萃,史识之检阅,故在学术水平 上反映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最新成就。如第一卷《导论》对有关理论问题所作的系统 论述,是目前关于中国历史之理论认识的最有分量的著作。第二卷《远古时代》,吸收 了20世纪以来考古发现的重要成果,重构了对中国远古时代历史的认识,是历史研究同 考古研究相结合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又如各卷的“序说”,是学术性极为突出、要求 十分严格的一项内容,第三卷至第十二卷对此都有独到的阐述,具有很高的学术史价值 。再如各卷“综述”对大事的提纲挈领,“典志”对专题的钩稽爬梳,“传记”对历史 人物的抉择去取和描述评论等,大多反映出著者的独立见解。 作为一部历史巨著,《中国通史》同许多鸿篇钜制一样,或许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甚至也难免有个别的讹误,但它的成就和影响,却是无可替代的。随着岁月的流逝,它 将愈加受到人们的重视。正如著名史学家戴逸教授在1999年所评论的那样: 白老是老一辈史学家,现已九十高龄,可说是鲁殿灵光,岿然屹立,是我们的表率。 尤其令我们钦佩的是,以九十高龄完成《中国通史》巨著。这是一部空前的巨著,是20 世纪中国历史学界的压轴之作。这是白老心血所萃,是对学术界的重大贡献,是他献给 本世纪的珍贵礼物。 戴逸教授强调《中国通史》“最全面、最详尽、最系统,是真正的通史”。“它时间 跨度最大,从远古时代一直到1949年。它内容最丰富、最全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 、民族、地理环境、典章制度、科学技术,几乎无所不包。它纵通横通,是真正的通史 ,改变了以往许多只有历史事件和制度,偏而不全,略而不详的缺点。”“这是一部高 质量、高水平的通史。这部通史不仅详细而且有创新,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又向 前推进。”(注:见许殿才《七十年心血铸就的丰碑--“祝贺白寿彝教授从事学术活 动七十周年暨多卷本<中国通史>全部出版大会”侧记》,载《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3 期。)戴逸教授的评论,反映了史学界许多同行的共同认识,具有突出的代表性。 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中国通史》,是20世纪中国几代史学家编撰中国通史的总结性 和创造性相结合的巨著。它开辟了21世纪中外读者认识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新途径。 它对于全国各族人民来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正如江泽民同志在 给白寿彝先生信中所指出的: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全民族的共同财富。全党全社会都应重视对中国历史的学习,特 别是要在青少年中普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以使他们学习掌握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牢固树立爱国主义精神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激励他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贡 献力量。我一直强调,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注重学习中国历史,高级干部尤其要 带头这样做。领导干部应该读一读中国通史。这对大家弄清楚我国历史的基本脉络和中 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奋发图强的精神,增强唯物史观,丰富 治国经验,都是很有好处的。同时,我们也要学习和借鉴外国历史。历史知识丰富了, 能够“寂然凝虑,思接千载”,眼界和胸襟就可以大为开阔,精神境界就可以大为提高 。我提倡领导干部“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而讲政治、讲正气,也是要以丰富的 历史知识作基础的。 我相信,这套《中国通史》,一定会有益于推动全党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学习历史的浓 厚风气。(注:见《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3期。) 随着岁月的推移,《中国通史》的这种作用,一定会越来越明显地反映出来。 *** 从爱国者走向马克思主义者,这是20世纪一大批史学工作者所走过的共同道路。作为 一位博洽、专精而又满怀卓识的史学家,这只有那些勤奋、多思、富于创造精神的史学 工作者才可能达到的境地。作为一个时期的史学之杰出的建设者,更是只有为数不多的 史学家才能做到的。白寿彝先生以自己毕生的勤奋和追求,理论和实践,确定了自己在 20世纪中国史学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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