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了中国史学史领域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并对之作了精辟的分析。白寿彝先生在中国 史学史研究领域有丰富的思想和识别心裁的卓识。例如：
        第一，对史学遗产的高度重视和精辟分析。这是白先生史学史思想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白先生在1961年发表的《谈史学遗产》长篇论文，可以看作是作者关于史学遗产的一 份“宣言”。文中论到了整理史学遗产“是一种有意义的工作”，并从史学在意识形态 和现实社会的关系中的地位、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史学遗产中的重大问题同当前历史 的关系等三个方面论证了这种意义。文章对史学基本观点、历史观点在史学中的地位、 史学工作的作用、史料学、历史编纂学、史学家和史学著作、史书体裁等七个方面的遗 产作了精辟的分析。文章还就“精华和糟粕”、“要百家争鸣”等问题发表了见解”（ 注：《白寿彝史学论集》（上）第462-486页。）。这篇论文首次详尽地论证了史学遗产的 重要性，反映了作者对于史学遗产同现实社会、历史研究、探讨史学发展之密切关系的 认识。白先生后来的许多论著，如《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1964年）、《中国史 学史教本》上册（1964年）、《谈史学遗产答客问》（1981年）、《史学概论》（1983年）等 ，都是从这篇论文发展而来的。
        第二，科学地认识历史发展过程。1984年，白先生在讲“中国史学史上的两个重大问 题”时指出：在新的历史形势下，“我们的史学史工作也应该甩掉旧的躯壳，大踏步前 进，把新的史学史学科早日建立起来。”为此，他认为“有两个重要问题，是应该多下 点工夫及早解决的。”他说的第一个问题，“是对于历史本身的认识的发展过程”，如 “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还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还是 无规律的？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还是杰出人物是历史的主人？”“还有，生产状况的升降 ，地理条件的差异，人口的盛衰，以及历代的治乱盛衰，史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对于 这些现象如何认识”等等，都是属于这一类问题。所谓规律，就是要通过对这些问题的 研究和提升去发现，去概括。白先生举出《史记》、《通典》、《资治通鉴》、《通志 》、《明夷待访录》、《日知录》、《文史通义》等著作，说明规律是可以被认识的。 他尖锐地指出：“我们对于以上这些著作，在理论上的发掘很不够，对于历史本身的发 展过程，缺乏总结，以至我们关于史学史的专书中的表述，显得内容贫枯”（注：《白 寿彝史学论集》（下）第603，604页。）。白先生的中国史学史论著富于理论色彩和思想 深度，皆出于探索规律的这一撰述宗旨。人们从这里可以得到两点重要启示：一是科学 地认识历史发展过程，是认识史学发展的基础；二是对史学名著在理论上进行发掘和总 结，是科学地认识历史发展过程的途径之一。
        第三，全面地和深入地认识“史学的社会作用的发展过程”。这是白先生讲的两个重 大问题的另一个重大问题，主要是指“史学的成果是否对社会有影响，史学家是否重视 历史观点对社会的影响，以及历史知识的传播对社会的发展是否起作用？”白先生举出 《诗》、《易》言论和汉、唐史事进行论说，指出：“其实，在中国史学史上，这是一 个老问题，不少古人曾经用言论或实践回答了这个问题，但在我们研究史学时，很少注 意这个问题，甚至有时还觉得这是一个狭隘的、实用的问题，不愿理睬。我觉得，应该 把这个问题重视起来，给它以应有的地位”（注：《白寿彝史学论集》（下）第603，605 页。）。这个问题以及上面所讲的那个问题的提出，都是有针对性的、为着推进中国史 学史研究而提出来的。白寿彝先生认为，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著作 ，“有一个比较共同的地方，就是它们受到《隋书·经籍志》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的影响相当大，史书要籍介绍的味道相当浓。金毓黻先生的《中国史学史》和刘节先生 的《中国史学史稿》，是两部比较好的书，但也似乎反映它们由旧日的史部目录学向近 代性质的史学史转变的艰难过程（注：《白寿彝史学论集》（下）第603页。）。金著撰于2 0世纪30年代，出版于40年代；刘著撰于50年代，经后人整理、出版于80年代初。白先 生的这番话，是指出了80年代治中国史学史的路径。关于上述两个重大问题，他的结论 性意见是：“在中国史学史上，重要的问题不少，这两个问题，恐怕是当前更为重要的 问题。在史学史的编撰上，一个史学家一个史学家地写，一部史学名著一部史学名著地 写，这可以说是必要的，也可以说是研究过程中所难免的。但是否可以要求更高一些， 要求更上一层楼，是否可以把这些以人为主、以书为主的许多框框综合起来，展示出各 个历史时期史学发展的清晰面貌呢？这当然不容易，但总还不失为一个可以考虑的前进 方向吧”（注：《白寿彝史学论集》（下）第605页。）。这就是白先生说的“甩掉旧的躯 壳”，研究和撰写新的中国史学史著作的基本要求。
        白寿彝先生在中国史学史领域的卓识，还反映在他关于史学同经学、子学之关系的认 识，关于对史学史之古今论述的重视，关于中国史学史分期的标准和原则等，这里就不 一一论述了。
        提出了关于中国历史分期的新认识。这在《中国通史纲要》一书反映得尤为清晰。本 书原是写给外国读者阅读的。但是，作者通过这部书在探索中国历史的进程及其阶段性 特点方面，取得了许多新的进展，可以认为是突破性的创获。如对于中国历史划分阶段 的看法，白寿彝先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这不仅表现在对于纵的段落的划分，更重要的 是在对于每一段落的时代特点的把握。具体说来，白寿彝先生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阶 级关系的变化、阶级斗争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和中外关系的发展等五个方面的 因素，把中国封建社会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并以此论证每一个发展阶段上的不同的特 点；认为与此相适应的是地主阶级经历了由世家地主、门阀地主、品官地主到官绅地主 的变化；同样，农民阶级也相应地由编户农民、荫附农民转变为佃农；认为封建社会的 这一发展过程，在剥削关系上反映出国税和地祖由统一到分离的发展过程，而这个发展 过程同地主阶级的变化、农民阶级的变化、农民起义口号的变化、封建国家经济政策的 变化等等，是一致的；认为民族杂居地区和广大边区的封建化在中国历史发展中作用重 大，也具有划分历史阶段的意义。白寿彝先生的这些精辟的见解，或发前人之所未发， 或推进了前人的见解，显示了他对于中国通史之研究和撰述的全局的器识与创新的精神 。
        提出并论述了关于中国历史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这在《中国通史》第一卷中集中地 反映出来。作为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导论，它的基本宗旨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 ，结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史实，一是阐述如何认识中国历史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二是阐 述《中国通史》在历史编纂上的理论依据和基本要求，三是阐述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 关系。这些阐述，填补了历史理论研究与中国历史研究这两个方面的一些空白，有突出 的理论创新意义，如：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统一问题，认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逐渐形成起来的。提出 了统一的四个类型的论点，即单一民族内部的统一，区域性多民族的统一，全国性多民 族的统一和社会主义的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