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生在治史方面的卓识和创新，反映在他所涉及的各个领域。因限于篇幅，不能一 一胪列，这里只从几个方面举例说明如下：
        提出了回族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白先生的治史活动，从伊斯兰教史和回族史开始， 直到他逝世前，都始终关注着这方面的工作。为了发展回族史研究，他殚精极思，提出 了明确的理论和方法。他先后发表了有关的文章和讲话，如：《关于回族史的几个问题 》（1960年）、《关于回族史工作的几点意见》（1984年）、《关于开展回族史工作的几点 意见》（1989年）、《关于编写新型回族史的几点意见》（1990年）（注：见《白寿彝民族 宗教论集》第176-187页，206-218页，238-246页。）。这些文章和讲话，所论涉及到“ 回族和伊斯兰教”、“回族的来源”、“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历史人物”、“回 族史工作”、“回族史研究的重要性”、“回族跟汉族、跟别的兄弟民族的关系”、“ 关于编写新的回族史的问题”，以及搜集资料问题、队伍建设问题等。他所说的“编写 新的回族史”的编纂形式，是参照他作为总主编的《中国通史》的体裁而提出来的，即 包含四个部分：序说，综述，典志，人物。他把他主编的《回族人物志》（4卷本）看作 是其中的第个四部分。他还对第三部分提出了具体的12个方面的事目：地域考，生计考 ，工艺考，会社考，寺院考，教育考，天文、历算考，医药、体育考，礼俗考，经籍考 ，金石考，语言考。白先生在回族史研究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把回族史研究不断推向前 进。
        提出了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主流的新见解。从50年代起，白寿彝先生关于民族史研究 开始逐步突破回族史研究的范围，而涉及到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一些理论问题。他撰写 的《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1951年）、《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 （1981年）等论文（注：《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第24-31页、46-65页。），提出中国历史 上的国土疆域的划分与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有密切联系的论点，以及用发展的观点、全面 看问题的观点来考察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主流问题的论点等等，引起了史学界的广泛重 视。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主流问题，白寿彝先生的看法是：关于民族关系史上的主 流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可以看得开阔一点。我们研究历史，不能采取割裂历史的方法。 从一个历史阶段看问题，固然是必要的；从整个历史发展趋势看问题，则是更为重要的 。在民族关系史上，“友好合作”不是主流，“互相打仗”也不是主流。有时好一阵子 ，有时歹一阵子，但总而言之，是各民族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是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 我们的历史，各民族的共同努力，不断地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这是主要的，也可以说 这就是主流。他从历史上各民族在社会生产、社会生活中的互相依存，从盛大皇朝的形 成离不开少数民族的支持，从少数民族的进步同样是中国整个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等三 个方面论证了上述看法（注：见《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第53-56页。）。他的上述见解 提出来后，使“斗争”是主流与“友好”是主流之间的长期争论得到缓和，大家基本上 取得了共识，加深了对民族关系史发展趋势之本质的认识。
        提出了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理论。白先生从20世纪40年代起致力于中国史学史研究 ，前后约60年时间。在这60年中，在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他写出了三个中国史学史稿 本。他在《白寿彝史学论集·题记》中这样写道：
        本书所谓史学，主要是指史学史。像民族史那样，这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更确切地说 ，是一门在树立中的学科。史学史的任务是阐述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阐述史学在 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以及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对于中国史学史来说， 是要我们对本国史学作出系统的自我批评和自我总结。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没有长期 细致的工作，是做不好的。我在四十年代初，因学校要开设这门课程，我开始试写讲稿 ，讲稿写到清末。六十年代初，我另起炉灶，重新写史学史讲稿，写到刘知幾， 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起来，没有能继续写下去。这一次的讲稿，在北京师范大学排 印了，题作《中国史学史教本》。1983年六月，我开始写史学史的第三个稿本，在1984 年十二月完成了第一卷，题名《中国史学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经过十年动乱 ，第一个稿本已不知弄到哪里了。第二个稿本虽只印了五百本，但毕竟是印出来了，因 而得以保存下来，并在相当范围内得以流传。现在的第三个稿本，虽在不少地方已与《 教本》大不相同，但《教本》仍有可以参考的地方，还有不少章节是第三稿还没有写到 的（注：《白寿彝史学论集》（上）第1-2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对于第一个稿本，我们已无从得知其面貌。第二个稿本是《中国史学史教本》初稿， 曾经作为教材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使用过，并在国内广泛流传。它包含两篇十章。第 一篇是“先秦、秦汉间的史学”，从“远古的传说”写到“战国、秦汉间的私人著述” ，凡四章。第二篇有六章，从“司马迁”写到“刘知幾”。《中国史学史教本》 在学术上有两个方面的突出成就。一个成就是，它把刘知幾以前的中国史学发展 的脉络梳理出了一个流畅的头绪。再一个成就是，它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如“远古的 传说”同史学的关系，怎样看待“原始的历史观念”，“神意的崇奉”与“人事的重视 ”对于史学发展的影响，对“战国中叶以后诸子的史论”的概括等等。第三个稿本是《 中国史学史》第一册。这是白先生主编的六卷本《中国史学史》的第一卷，它包含叙篇 和先秦时期史学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在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分别展示出全新的气象 。关于先秦时期的史学，作者在第二个稿本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新的认识，一是提出了“ 历史观点的初步形成”，二是提出了“历史知识的运用”。前者进一步强调了对历史观 点的研究；后者则明确地提出了史学同社会的密切关系，从而进一步阐明了史学的社会 作用和社会价值。本书的叙篇，是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里程碑。叙篇论述了理论问题 、分期问题、思想遗产问题和作者关于史学史学科建设的设想。这对于史学史学科的“ 树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意义。叙篇第一章分别论述了“‘历史’一词的歧 义”、“史学的任务和范围”、“史学史的任务和范围”等基本问题。它论史学的任务 和范围是：“史学的任务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及其规律。它的范围可以包括历史理 论、史料学、编撰学和历史文学”（注：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第11页，上海人 民出版社1996年版。）。它论史学史的任务和范围是：“史学史，是指史学发展的客观 过程。我们这部书（按：指六卷本《中国史学史》--引者），就是以中国史学史为对象 ，按照我们的理解，对于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的论述。按照这样的任务，本书 论述的范围，包括中国史学史本身的发展，中国史学在发展中跟其它学科的关系，中国 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以及中国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注：白寿 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第29页。）。从这些论述来看，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史学史学 科性质这一基本问题，是得到了很明确的论证了。这距离白先生发表《中国史学史研究 任务的商榷》已有20个年头，上距梁启超提出撰写中国史学史的问题已整整60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