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而言之，钱穆把人文界的心和精神看成同一性质的东西，都是“能知”与“所知” 的统一体。心与精神合为一体，两者既为本体、又有认识的功能。这种将认识论与本体论结合起来的思想构成了他认识论的核心。同时，钱穆还强调人的“能知”与“所知”的超自然性，即人文性。这两点构成了其认识论思想的基本特征。
    钱穆的认识论思想是对中国传统认识论的继承和发展。体用合一是中国哲学思想的重要特征之一，钱穆说，按中国人的旧观念来讲，“‘体’字应有两意义：一是其‘结构 ’，亦称为‘组织’；另一为其‘作用’，亦可称为‘功能’。每一体必各有其作用， 一切体之构造皆由此作用为前提，亦皆以此作用为中心。……其所以有如此之结构者，则为显现此作用，完成此作用；故作用亦可称为属于此体内涵之意义。”[4]钱穆的认识论思想继承了中国哲学的这一思维特征。他用语言和文字在人类认识形成和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来说明人的认识客体与认识主体能力的体用不二性，则是对中国传统认识论的体用不二性作了新的和更为深入具体的阐释，是对中国传统认识论思想的发展。在理论上，也为如何正确认识认识过程中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以达到主体认识与客体的辩证统一作了有益探讨。进而，他从认识的体用不二性和社会性来说明人的认识具有的人文性和精神性，对近代以来认识论研究中的泛科学论是一种纠偏，而且这种源于中国传统哲学的论证思路也为今天探讨认识的人文性提供了借鉴。
    钱穆想以语言和文字在人的认识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来消弥认识主客体的对立，但他错误地把精神思想看成是语言文字的产物，而非客观存在的反映。实际上，语言文字只是精神外化、传承的最重要工具（但并非惟一工具，如没有文字的文物古迹也内涵有精神思想，同时也是精神思想的外化和传承），它是不能产生精神思想的。这样，他并未真正说明认识过程主客体如何统一的根本问题。他因强调认识的人文性而将认识的对象主要限于心、精神和思想等精神界是片面的，因为物质现象界是人认识的基础和重要组成分。再者，他把是否属于个体私有和人类共有作为心是属于精神方面、还是属于物质方面的标准亦不确切，个体性和共有性与物质性和精神性是属于两种范畴，不能因为心这一精神性的认识对象具有社会性特征，便反过来把社会性作为衡量心的精神性的标准。
    二、重经验、直觉、综括和寓价值观与仁慈心的人文认识方式
    钱穆不仅对认识的人文性进行了阐发，还对人文科学的具体认识方式作了阐发。他说：“知识必附随于对象而起。对象变，则求知的心习与方法亦当随而变。”[5]知识对 象大体分为自然与人文，由此人类一切学问也分为两大类：一是对物之学，即自然科学 ，一是对人之学，即人文科学。人文科学的认识方式与自然科学根本不同，它重经验和 直觉，寓价值观与道德情感。
    首先，来看钱穆对经验、情感与思维在人文科学认识中作用与地位的认识。
    他说西方思想中的经验与思维是主客对立的，“西方人的观点，经验见称是主观的① ，主观常易引起对立。思维见称是客观的，他们想把客观的思维来统一主观的经验。一切逻辑皆从思维中产生。但形式逻辑根本免不了对立。”[6]只有儒家思想实现了经验与思维的主客和体用统一，统一的基础便是人的情感，即人的爱敬之心，即仁。为什么爱敬之心能统一主客观和体用呢？这是因为爱敬之心是一亲身经验而非思维，凡所思维 则在爱敬上思维，“能爱敬与所爱敬，能所主客内外合一，体用无间，那才是真统一了 。更何得视之为外在之一如，一是，一然。故此种经验不得只谓是一主体经验，因客体 已兼融为一。即谓之是一客体经验，亦复不是，因主体亦同在此经验中也。如此则爱敬 即人生本体，非仅属现象。但亦不得谓是唯心论。因爱敬必兼事物言，离事物亦即无爱 敬可言矣。”[6]再者，“若由纯知识的探讨，则彼我死生自成两体对立。加进了情感 ，则死生彼我自然融会成为一体。实则此一体，非有情感，则无可经验。而兼有了情感 ，则自无主客之分了。”[6]所以说，主张思维属知和有知无仁为西方哲学，由此造成 主客对立；只有儒家摄知归仁，讲爱敬之心，无此病。儒家偏倚经验胜于思辨，“儒家 则从经验前进，通过思辨而到达客观经验之境地，以求主客对立之统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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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在西方哲学史上，经验论有唯心与唯物之分。他仅是将西方哲学史上的唯心主义经验论来概括其全部的经验论，这种看法是片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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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穆将人的爱敬之心，即仁的思维称之为客观经验。他说这种客观经验不是个人的主观经验，即主体经验，也不是那种主体对外在事物作出反映的客体经验，而是融合了主客体经验为一体的经验，它实为人类生命本体。也就是说，他将这种客观经验视为具有普遍认知能力和具有这种认知属性的大群生命体的合一。生命的存在根本上便在于有爱敬之心，即情感。他说，如果用柏格森的术语来比拟，这种客观经验类似于“纯粹绵延”，“此一种纯粹绵延，乃生命本体，或说意识大流，穿越过个体生命之意识流而存在者。惟这一观念，无疑是思辨超越了经验，所以成其为西方的哲学。而中国儒家则在心之长期绵延中，必兼涵有此心之情感部分，即前述我心之爱敬。此乃把情感亦兼涵在意识之内，而与西方人只言纯理性，纯思辨纯知识之意识大流又不同。”[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