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种客观经验如何来统一许多个人主观经验的对立呢？这便是宋明理学所说的“理 ”。他说：“每一事是一经验，集合万事散殊之经验，而成一客观经验，便可经验到一理。所谓客观经验者，乃在此万事中抽出一共通条理而统一此事。否则万事平铺散漫，势将转入这这如如之境，此则为一种纯经验。又否则必然超出于万事之上，或深入于万事之里，而另求统一，则为宗教与哲学。……故理不在事上，亦不在事后，而只在事中，只求在事之本身求统一，故为真统一，而非对立上之统一。”[6]可见所谓的纯经验便是个人的主观经验，而客观经验即是理。能够融情感于经验和思维，恰当处理好三者关系的，只有中国的儒家。他说：“经验中必兼情感，而思维则只紧贴在情感上，此则惟中国儒家为能畅发其深义。故西方哲学思维都属无情的，即言其宗教信仰，生人之对于上帝似若有情，实亦无情，惟其宗教信仰无情，故经验亦无情。道佛两家，道家属思维，佛家杂有信仰但亦多偏于无情。惟儒家则经验思维皆有情，故遂为中国文化之大宗 。”[6]
    钱穆所说的经验与思维不仅是一认识论问题，还包括了本体论和价值论。他认为中国儒家思想的长处在于将本体论和认识论融合为一，两者是不能分开的。那种只讲本体的“唯物”与只讲认识的“唯心”是与人文历史不相符合的。而连接和融合两者为一的决定因素是人的情感，即爱敬之心。离开情感的经验与思维，不但无意义亦不存在。这又是以价值论来限定和统摄认识论。因此要认识历史人生，必须重视涵有情感的经验而不是理性的思维。
    其次，我们来看钱穆对直觉与理智在人文科学中地位与作用的论述。
    他说，思想可分为两种，一是用语言文字思想的，一是不用语言文字思想的。前一种是理智，后一种是直觉。直觉实为动物的本能，“其实此种思想，用语言说来，便是不思想。”[7]理智和直觉的特点分别是：“理智是分析的，直觉则是浑成的。”[7]“理 智是较浅显的，直觉是较深较隐的。”[7]从直觉和理智的起源看，“理智是人文的， 后天的，而直觉则是自然的，先天的。我在这里丝毫没有看轻理智的意思，但理智根源 还是直觉。”[7]他认为人类心态所以由浑成展演为分析，主要归功于人类能使用语言 。人类语言经历了很长时间才逐渐被创造出来，因此人类理智的时空观也必然经历很长 时间才逐渐鲜明，但到今天我们则认为那些观念是一种先天范畴了。所以“我们尽不妨 认为人类心灵其先也只是直觉用事而已，必待语言发明逐渐使用，然后逐渐从直觉转化 出理智来”[7]。“人类理智的长成，最先只是追随在此一套直觉之后，而把人类自己 发明的语言来别以分析。”[7]理智虽是人文和后天的，直觉虽是自然和先天的，直觉 却比理智更深隐，同时也是浑成和不可分析的。
    由于理智是分析的，所以理智是科学和冷静的。但这在人文界是难以做到的，因为“整个世界，整个人生，根本就不单纯，根本就变动不居，与日俱新，事态一去不复来，绝不能老在一个状态上反复无穷。因此说世界与人生整个就不科学，至少有一部分不科学，而且这一部分，正是重要的一部分”[8]。理智和冷静的科学求真不能把握人生真理。而且，“科学根本应该也是人生的，科学真理不能逃出人生真理之外”[8]。再者 ，由于人类生命是融本体与认知能力和情感为一体的，所以单凭理智和科学的分析是无 法认识的，更有效的方法就是靠人的直觉。只有直觉才能体悟到人生最本质和最有价值 的道德和情感，即爱敬之心。他认为东西方思维的根本区别之一正在于东方人重直觉， 西方人重理智，“东方人爱默识，爱深思，较不看重语言文字之分析。在西方崇尚理智 的哲学传统看来，像神秘，又像是笼统，不科学。但在东方人说来，这是自然，是天人 合一，是至诚。这是东西方文化一异点”[7]。
    最后，来看钱穆关于价值观与道德情感在人文科学认知中地位与作用的论述。
    钱穆认为，人文科学的认识和研究方式应该建立在价值观和仁慈心的基础上，“一是价值观，一是仁慈心，此乃建立人文科学所必备的两要件”[9]。所谓仁慈心就是道德 与情感。他说，近代西方人文科学从自然科学的认识方式出发来解释人类社会和建立新 的人文科学是错误的，“他们总想把研究人类社会以外的一番法则与理论转移过来，运 用在人类社会的身上。无论是物质的，或生命的，到底与人文的园地隔了一层或两层的 墙壁。如何能通呢？”[9]要建立新的人文科学，应该把它建立在价值观与仁慈心的基础 之上。因为人文科学的认识研究方式与物质科学不同，物质科学可以一视平等和无差别 。人文科学又与生物科学不同，生物在类与类之间是有差别的，但同类间的差别却很微 小。人文科学则不然，人与人虽然同类，但其间差别太悬异了，不能不有一种价值观， “抹杀了价值，抹杀了阶级等第而来研究人文科学①，要想把自然科学上的一视平等的 精神移植到人文科学的园地里来，这又是现代人文科学不能理想发展的一个原因”[9] 。再者，自然科学的认识研究对象不是人类自身，可以是也必须是纯理智和无情感的。 人文科学则不然，人文科学的研究“正在其不仅有知识上的冷静与平淡，又应该有情感 上的恳切与激动。这并不是说要喜怒用事，爱憎任私。只是要对研究的对象，有一番极 广博极诚挚的仁慈之心”[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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