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会要》卷三十六“修撰”条之下，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记杜佑进《通典》 二百卷一事，（注：杜佑进《通典》，事在贞元十七年（801年），见《旧唐书》卷一三《 德宗纪下》、《旧唐书》卷一四七《杜佑传》。此处所记，误。）同时记载了关于《会 要》一事：
    又，杭州刺史苏弁撰《会要》四十卷，弁与兄冕缵国朝故事为是书。弁先聚书至二万 卷，皆手自刊正，今言苏氏书，次于集贤芸阁焉。
    这是唯一一处提到苏弁与苏冕同撰《会要》的记载，其初当出于崔铉主持撰《续会要 》时所记。这一记载反映了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后人多认为是苏冕所撰的《会要》， 为何这里说是“苏弁撰”，而同时又说到“弁与兄冕缵国朝故事为是书”？对此，我以 为可以作这样的解释：苏冕受苏弁牵连被贬后，仕途也就走到尽头了，而苏弁却再次擢 升，时任杭州刺史，官位比苏冕为高，故此处记其为撰者。这也合乎于他们兄弟之间“ 皆以友弟儒学称”的时评。此其一。
    其二，崔铉主持撰《续会要》时，针对相关问题，亦曾有所议论。《唐会要》中尚保 留其论议二首，其中一首是关于“封建”的议论。其文是：
    崔氏曰：苏冕所载《封建》篇，盖以贞观初，太宗文皇帝尝欲法周、汉故事，分圭以 王子弟，裂地以封功臣。诸儒议论纷纭，事卒停寝，故有表、疏可编。自后封诸王或王 功臣，但崇以爵等，食其租封而已。刘秩所云“设爵无土，署官不职”者也。今子弟、 功臣封爵者，皆列之。
    这一段议论表明：第一，崔铉指出苏冕编次有关“封建”的表疏有其背景和文献；第 二，贞观以后，在“设爵无土”的情况下，只能一般列举“子弟、功臣封爵”而已，并 无相关表、疏可编。这显然是对读者和后人所作的有关解释。但我们所要特别关注的是 ，崔铉在这里十分明确地写道“苏冕所载”而未提及苏弁。对于苏冕来说，崔铉作为本 朝人，且相去并不久远，又是撰《续会要》的主持人，对《会要》撰者，自然十分清楚 ，此应无疑。
    其三，我们再看《旧唐书·儒学下·苏弁传》 附《苏冕传》所记：
    冕缵国朝政事，（注：前引《唐会要》卷三六“修撰”条作“缵国朝故事”。）撰《会 要》四十卷，行于时。弁聚书至二万卷，皆手自刊校，至今言苏氏书，次于集贤秘阁焉 。
    《旧唐书》撰者于苏弁本传中，只字未提及《会要》一事，只是突出地记述了苏弁“ 聚书”、“刊校”之事。从上文所述《会要》的“行于时”来判断，其流传范围是比较 广泛的，因而对于它的撰者当不会产生歧义。此后，《新唐书·艺文志三》类书类著录 ：“苏冕《会要》四十卷。”这同《旧唐书》所记是一致的。综合上述各点，《会要》 一书的撰者确系苏冕。有的研究者认为：“至《唐会要》谓苏弁与兄冕撰，《新志》、 《读书志》等却说是苏冕撰，当是《新唐书》所题衔名苏冕以兄居首之故。”[5]（P69） 这一见解颇近情理，但同唐人崔铉的说法与五代时《旧唐书》作者所记《会要》之“行 于时”的事实似难相符。同时我们应注意到，《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各书，凡有“同 修”、“分撰”者，多有注文作出交代。然而，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加以说明，即《 唐会要》关于《会要》撰成一事，系出于崔铉主持撰《续会要》时所记，为何崔铉在论 中只提及苏冕而不涉及苏弁呢？既然记“杭州刺史苏弁撰《会要》四十卷”，却又说“ 苏冕所载封建篇”云云，这如何解释呢？我以为，这同上文所说苏弁任杭州刺史有关， 崔铉等人所记《会要》事，虽未明言苏弁进书，但联系前文言杜佑撰成《通典》“上之 ”来看，不能排除《会要》一书是以苏弁名义“上之”的可能性，这或许是崔铉及后来 五代、宋人只言苏冕为《会要》撰者的缘故。又《宋史·艺文志六》类事类著录苏冕还 撰有《古今国典》100卷，不知确否。如确有此书，亦可证苏冕之致力于撰述之勤。
    应当指出，苏弁与《会要》也是有关系的，即其“聚书”繁富，并同苏冕对“国朝故 事”时有讨论，这对苏冕编撰《会要》都是十分重要的条件。苏冕编撰《会要》还有两 个条件。一个条件是，自唐初以来分门书和官制书的发展，前者在《新唐书·艺文志三 》类书类多有著录，如欧阳询主持的《艺文类聚》、徐坚等编撰的《初学记》、刘秩的《政典》、杜佑的《通典》等；后者在《新唐书·艺文志二》职官类也多有著录，其中 以唐玄宗开元年间修成的《六典》（《唐六典》）最有代表性，它是“以开元年间现行的 职官制度为本，追溯其历代沿革源流，以明设官分职之义的考典之书”。[6]（P2）这两 类书在内容、性质上并不相同，但在形式上都表现出分门别类的特点。《会要》的编撰 也正是在这样的撰述环境中出现的。另一个条件是，唐自开国以来的“国朝政事”的积 累，这不仅提供了文献资料的保证，而且也决定了《会要》的内容和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