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会要》的续作
    上引所谓“缵国朝政事”一语，已大致反映出了《会要》的内容，即它是关于唐代“ 政事”之书。而所谓“政事”，不是叙述“政事”的过程，而是记其起因或记其结果， 同时侧重于制度方面。《新唐书·艺文志三》把《会要》和《通典》视为同一性质之书 ，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它把这二书连同与此相近的书著录于子部“类书类”，实为不妥 。它们虽然都是分门别类记事，但其毕竟都有十分确定的基本内容，即关于制度的历史 。《通典》是通代的制度史，《会要》是专记一朝的制度史，与一般的类书有明显的区 别。《宋史·艺文志六》把《通典》、《会要》著录于子部“类事类”，这虽与“类书 类”的提法有所不同，但实质还是一样的。直到清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把《通典 》、《唐会要》及与之相类之书，著录于史部“政书类”，从而明确了它们作为史书的 性质。或许是因为它们所记都是以广义的政治制度为基本内容，故名“政书”。值得注 意的是，苏冕曾经明确地指出：“《会要》亦国史之支也”。[7]（卷四二，月蚀）这话 讲得很确切：第一，《会要》是史书；第二，《会要》是“国史”的一个分支，意即侧 重于“国朝政事”。
    前面已经讲到，《会要》“行于时”后，后人曾有两次续修。这是认识《会要》面貌 的重要环节，兹简述如下。
    第一次续修是在晚唐宣宗时。史载，大中七年（853年）：
    十月，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平章事、太清官使、弘文馆大学士崔铉进《续会要》 四十卷，修撰官杨绍复、崔瑑、薛逢、郑言等，赐物有差。（注：《旧唐书》卷一八下 《宣宗本纪》。按《唐会要》卷三六“修撰”条有大致相同的记载，当是王溥据《旧唐 书·宣宗本纪》旧文补入。）
    崔铉是宣宗朝重臣，作为宰臣和弘文馆大学士，他在大中七年，“以馆中学士崔瑑、 薛逢等撰《续会要》四十卷，献之。”[1]（卷六三《崔元略传》附《崔铉传》）这都说 明，《续会要》是出于官修。《新唐书·艺文志三》类书类著录：“《续会要》四十卷 ，杨绍复、裴德融、崔瑑、薛逢、郑言、周肤敏、薛廷望、于珪、于球等撰， 崔铉监修。”这里所记的参撰者比前引《旧唐书·宣宗本纪》所记又多出五人，足见这 是当时官修史书的一个重要工程。《新唐书》纪、传，既未反映苏冕撰《会要》事，亦 未反映崔铉监修《续会要》事，难道是为本朝学者王溥故作掩饰，亦未可知。
    崔铉等《续会要》撰成进上后，它与苏冕《会要》是什么关系呢？从《新唐书·艺文志 三》类事类著录的情况来看，“苏冕《会要》四十卷”和“《续会要》四十卷……崔铉 监修”都是各自行世的独立著作。《宋史·艺文志六》类事类著录：“苏冕《古今国典 》一百卷，又《会要》四十卷”、“崔铉《弘文馆续会要》四十卷”，似亦可证二书的 各自行世。
    关于崔铉主持《续会要》的修撰，有两个具体问题，因宋人所述时有讹误并影响至今 ，需要在这里辨明。
    第一个问题是，崔铉进书的时间。这本不应成为问题，但因晁公武之误在先，说是“ 大中七年，诏崔铉等撰次德宗以来事”，这里把献书时间误说成是下诏撰次时间；清四 库馆臣又误之于后，也说是“宣宗大中七年，又诏杨绍复等撰次德宗以来事，为《续会 要》四十卷”云云。这样，遂使这一讹误广为流传，以至于今。（注：见张舜徽主编《 中国史学名著题解》，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版，第230页：“公元853年（宣宗大中七 年），又诏命杨绍复、崔瑑、薛逢、郑言等续编德宗以后史实。”陶懋炳《中国古代史 学史略》，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8页：“大中七年（853年），崔铉等又奉诏撰 德宗以后事，成《续会要》四十卷。”）笔者注意到，近年已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5] （P69）其实，上引《旧唐书·宣宗本纪》和《旧唐书·崔公略传》附《崔铉传》，以及 《唐会要》卷三六“修撰”条，都记载得很明白，大中七年是崔铉等献书时间，而非诏 命撰次时间。
    第二个问题是，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崔铉撰成《续会要》是在“武宗时”，[3] （卷二，太祖建隆二年）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记崔铉撰成《续会要》是在“武宗朝” ，[8]（卷五典故类）都与《旧唐书·宣宗本纪》和《旧唐书·崔铉传》所记大中七年不 符，当是误记，亦对后世有所影响，（注：见陈高华等主编《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北 京出版社1983年版，第210页：“武宗时，崔铉又续四十卷”。）应一并予以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