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冕不赞成删去“国恤礼”，认为这本是“正礼”。这里他没有批评“礼官”，而是 直接批评许敬宗、李义府了。其实，苏冕对《贞观礼》和《永徽礼》的批评，都有可议之处。首先是“五礼”的排列顺序，认为不应是吉、宾、军、嘉、凶，而应按传统的顺 序吉、凶、军、宾、嘉排列。按道理说，这并不涉及到对礼本身的改变，更谈不到房、 魏为“礼官”所误。修礼是朝廷大事，且以房、魏之精明、干练，绝无“无暇参详”之 理。值得注意的是，与苏冕同时代的杜佑，其《通典·礼典》对“五礼”的排列顺序也 是突破传统的，即按吉、嘉、宾、军、凶的顺序排列，杜佑还专就此作了说明。[15]（ 卷四一，礼典·礼序）杜佑重礼，又是十分讲究逻辑关系的人，他认为从“吉”到“凶 ”，是一个逻辑结构。这种思维，自亦有其合理性。可见，《贞观礼》把凶礼置于“五 礼”之末，并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其次是《永徽礼》删去“国恤礼”，不论当事人出 于何种考虑，也很难说是“大妄”，因为“国恤礼”本是在“五礼”之外新增之礼，是 否妥当，确要有一个过程才能最终作出判断。杜佑是熟悉典章制度的名家，《通典·礼 典》也没有强调说必须保留“国恤礼”。当然，像这样的问题，本是可以讨论的，不必 以“误”、“妄”冠之。
    总的来看，苏冕的史识，可谓大醇小疵，留给后人许多启示。
    苏冕在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撰成《会要》一书，至今整整1200百年了。苏冕生年 不详，其撰成《会要》后两年，即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卒于家”。[1]（卷一 八九《儒学下·苏弁传》附《苏冕传》）《会要》既“行于世”，后人两次续修，足以 表明其价值的分量，尽管人们不曾遗忘《会要》的作者苏冕，但对《会要》的面貌、创 始的意义和苏冕的历史思想难免有些淡忘了。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会要体史书自宋迄清 ，发展为泱泱大国，实为中国史学上一个瑰丽的园地。笔者有感于此，撰成此文，以表 示对这位史学家的一点纪念。同时，根据历史事实和历代学人的认可，我建议将来出版 新的《唐会要》版本，可否署为“苏冕崔铉王溥撰”，以符合历史本来之真相。署上崔 铉，是按照中国传统的惯例，如《晋书》之署房玄龄、《旧唐书》之署刘昫，《明史》之署张廷玉然。
    文中倘有不当之处，尚祈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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