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五至卷三十六：学校、修撰、氏族；
    卷三十七至卷四十一：刑法；
    卷四十二至卷四十四：历法、星变、灾害；
    卷四十五至卷四十七：功臣、封建；
    卷四十七至卷五十：释道；
    卷五十一至卷七十三：官制；
    卷七十四至卷七十七：选举；
    卷七十八至卷七十九：诸使；
    卷八十至卷八十二：谥法、勋阶、考核；
    卷八十三至卷八十六：租税、户口、道路、关市、城郭；
    卷八十七至卷八十九：漕运、盐铁、仓储、货泉；
    卷九十至卷九十三：俸禄、料钱、职田；
    卷九十四至卷一百：民族与外国。
    以上这19个方面，未必概括得很准确，或增或减，都是可以进一步考虑的。本文之所 以要作这样的概括，主要是为了更明确地说明《会要》的内容。
    清四库馆臣举“官号”一目，称赞《唐会要》的详赅。这里，我要特别提到《唐会要 》卷六十三、六十四有关“史馆”的记载，其细目包含“史馆移置”、“诸司应送史馆 史例”、“修前代史”、“修国史”、“在外修史”、“修史官”、“史馆杂录”（上 下）等等。这些条目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内容，一是唐代的史馆、史官和修史制度，一 是官修前朝史和本朝史的发展过程，二者结合，即是一部唐代官修史书之史的论纲。准 此，这可以看作是继《隋书·经籍志》史部诸序、刘知畿《史通》之后，唐代史家又 一具有高度的史学史意识的表现。进而言之，这些细目的最早制订者苏冕即是具有这种 自觉意识的史学家。
    三、苏冕的史识
    前引清四库馆臣称《唐会要》“又间载苏冕驳议”之语，所谓“间载”，实则是“保 存”，此乃四库馆臣用语不确。今查，《唐会要》中有“苏冕曰”1首，“苏氏曰”5首 ，“苏冕驳曰”1首，“苏氏驳曰”10首，“苏氏议曰”3首，“苏氏驳议曰”1首，凡 论议21首。这些“曰”、“议”、“驳”、“驳议”，当是《会要》中原有的论议部分 ，故应称“保存”，它集中地反映了苏冕的历史见识，如同《通典》中的“序”、“论 ”、“说”、“议”、“评”，集中地反映了杜佑的史识一样。[14]（P152-166）
    苏冕论议所反映出来的史识，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进步的历史观。如：睿宗景云二年（711年），“八月十七日，岁星犯左执法。” （原注：“窦怀贞请罢所职为安国寺奴。罢职从之，为寺奴不许。”）针对此事，苏冕发 表议论说：
    吉凶悔吝，惟人所召。人守中道，天不上变。岂有位登宰辅，名践国公，以谄谀为政 事，用奸妄为身计，而欲以上穹示诫，下就臧获，其可得乎！先天之诛，天道不昧矣。[ 7]（卷四三，五星临犯）
    这些话都是对着窦怀贞所作所为说的，话中虽也讲到“天不上变”、“天道不昧，但 其强调的原则是“吉凶悔吝，惟人所召”。苏冕嘲笑窦怀贞的谄谀、奸妄而又企图以上 天“示诫”作为退路和掩饰，是极其愚蠢的，其在玄宗先天年间遭到诛杀是必然的。又 如：“太宗以《阴阳书》行之日久，近代以来，渐至讹伪，穿凿既甚，拘忌亦多，遂命 有司，总令修撰。”根据唐太宗的指示，吕才及阴阳学者十余人撰《阴阳书》五十三卷 并“旧书行者”四十七卷，于贞观十五年（641年）四月十六日奏上，“诏颁下之”。《 会要》在记述此事的同时，收录了思想家吕才对种种“穿凿拘忌”之言，从七个方面一 一予以驳斥的长篇议论。苏冕就此事发表见解说：“今世之人，正惑于此，故载吕才驳 议，用矫正之，庶乎惑者少悟也。”[7]（卷三六，修撰）他说的“今世之人”，当是指 他编撰《会要》时的现实情况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