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在苏冕看来，李勣既已受封为“开府仪同三司”即从一品，何必还连带着 “同中书门下三品”呢？崔知温、薛元超既是中书令本即正三品，何必又要重复地说“ 同中书门下三品”呢？这都与“创置之意”相悖。此类情形，在两《唐书》中所记应不 止于李、崔、薛等人，或许是应当引起人们关注的。又，苏冕针对玄宗“开元十五年七 月四日，雷震兴教门两鸱吻，栏槛及柱灾”的记载，驳曰：
    东海有鱼，虬尾似鸱，因以为名。以喷浪则降雨，汉柏梁灾。越巫上厌胜之法，乃大 起建章官，遂设鸱鱼之像于屋脊，画藻井之文于梁上，用厌火祥也。今呼为鸱吻，岂不 误矣哉！[7]（卷四四，杂灾变）
    “鸱尾”、“鸱吻”这两个词，沿用至今，不知千余年前苏冕所驳“鸱吻”之谬，是 耶，非耶？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据此想见到，苏冕是一位很渊博、很认真的史学家。此 外，苏冕就唐太宗于贞观三年正月十日“有事于太庙”一事，提出一个疑问，他写道：
    贞观六年，监察御史马周上疏云：“陛下践祚已来，宗庙之享，未尝亲事，遂使大唐 一代之史不书皇帝入庙之事，将何以贻厥孙谋，垂则来叶？”且贞观三年，已亲飨庙矣 ，未知何事，致此不同？[7]（卷一三，亲飨庙）
    这虽然不是什么太大的事件，不过由此亦可见苏冕对“国朝政事”的谙熟。又，苏冕 就开元十四年“始定受事御史”一事，驳曰：
    御史台正朝廷纲纪，举百司紊失，有弹邪佞之文，无受词讼之例，今则重于此而忘于 彼矣。[7]（卷六0，御史台）
    显然，御史台职责的走样，反映了政治风气的松弛，是一个令人忧虑的政治倾向。苏 冕还指出前史记事在年代上往往有误，如开元十四年潘好礼上表题年，[7]（卷三，皇后 ）武则天垂拱元年四月房先敏获罪左授卫州司马事，[7]（卷五三，官号·杂录）等等，反 映出苏冕不仅关注“国朝政事”的重大问题，也十分留意于一些具体事件。从这些事例 来看，表明苏冕在编撰《会要》时，注意保存有关文献的原始面貌，不妄作改动，而是 在必要处发表驳议，从而很好地继承了中国史学“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优良传统， 以至于我们在千余年后还能窥见《会要》的真面目。
    当然，苏冕的论议，也有其未妥与局限之处。如中宗神龙二年（706年），追赠韦皇后（ 后废为庶人）之父为酆王，苏冕大发议论，写道：
    天宝九载，有诏发韦氏冢而平之。其时，差长安县尉薛荣先专知。及见铭志，发冢日 月与葬日月同。旧为陵号“荣先”，又与专知官薛荣先名同。自闭及开，凡四十五年， 而兆应若是，足表僭溢过分，殃咎夙成，有以戒将来暴兴者。其中宝玉，已经盗发罄矣 ，而柩榇狼狈，徒生叹嗟，又足以诫将来厚葬者。[7]（卷二一，诸僭号陵）
    此说若非讹传，亦属巧合，论及“兆应”，甚为无聊，此是苏冕历史观方面的局限。 当然，苏冕以此为话题，警诫世人不要追求和陶醉于“暴兴”，不要奢靡厚葬，是有积 极意义的。苏冕对《贞观礼》和《永徽礼》的看法，似为认识未妥之突出者。《贞观礼 》的篇目是：吉礼六十一篇，宾礼四篇，军礼二十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六篇，国恤 礼五篇，总一百三十八篇，分为一百卷。苏冕对此不以为然，他提出批评，写道：
    五礼等威，三代沿革，盖上圣有作，情必备于吉凶。后世遵行，事岂变于文质。源清 则流永，根正则苗长。我唐始基，刊正礼乐，去亡隋之繁杂，备前古之雅正，作万代法 ，成四海仪。光阐皇猷，永固帝业。而修礼官不达睿旨，坐守拘忌，近移凶礼，置于篇 末，斯为妄矣。房梁公（玄龄）、魏郑公（徵），庶务自殷，一心有限，虽统其事，无暇参 详，为礼官所误。不然者，白圭无斯玷矣。
    他对于吉、宾、军、嘉、凶、国恤诸礼的编次不以为然，并认为这是“礼官”所为， 没有直接批评房玄龄和魏徵。接着，他又对《永徽礼》提出批评，继续上文写道：
    暨乎永徽之初，再修典礼，遂删去国恤礼，以为预凶事，非臣子之所宜言。此又乖也 。且礼有天子即位，为椑，岁一漆而藏焉。汉则三分租赋，而一奉陵寝，周汉之制， 岂谬误耶？是正礼也。且东园秘器，曾不废于有司，国恤礼文，便谓预于凶事，何贵耳 而贱目，背实而向声？有以见（许）敬宗、（李）义府之大妄也！[7]（卷三七，五礼篇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