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鲜明的批判意识。高宗显庆二年（657年），黄门侍郎知吏部选事刘祥道上疏，认 为“今之选司取士，伤多且滥：每年入流，数过一千四百人，是伤多也；杂色入流，不 加铨简，是伤滥也。”这种情况，比之于每年“应须数外，常余两倍”，而每年又都在 不断增加“常者”的人数。因此，“望请厘革，稍清其选”。与此同时，中书令杜正伦 也指出：“入流者多，为政之弊。”但是“公卿以下，惮于改作，事竟不行。”在这一 记载之下，苏冕大为感慨，他评论说：
    冕每读国史，未尝不废卷叹息。况今河西、陇右，虏盗其境。河北、河南、关中，止 计官员大数，比天宝中，三分减一；入流之人，比天宝中，三分加一。自然须作法造令 ，增选加考，设格检勘，选司试能。嗟乎！士子三年守官，十年待选，欲吏有善称，野 无遗贤，不可得也。若比祥道所述，岂只十倍，不更弊乎！[7]（卷七四，论选事）
    对于这种既“多”且“滥”的选举制度所造成的“为政之弊”，杜正伦、刘祥道、苏 冕等都是忧心忡忡。苏冕把刘祥道的上疏收入《会要》，说明苏冕同杜、刘的见解是相 通的。又，就玄宗天宝七载（748年）十一月，“给事中杨钊充九成宫使”一事（原注：“ 其使及木炭使，并是歧州刺史勾当。至是，钊欲移夺大权，遂兼监仓司农，出纳钱物， 召募剑南健儿；两京太仓、含嘉仓出纳，召募河西、陇右健儿，催诸道租庸等使”），[ 7]（卷七八，诸使杂录上）苏冕发表长篇驳议，他写道：
    九寺三监、东官三寺、十二卫及京兆河南府，是王者之有司，各勤所守，以奉职事。 尚书准旧章，立程度以颁之；御史台按格令，采奸滥以绳之；中书、门下立百司之体要 ，察群吏之能否。善积著而必进，败德闻而且贬，政有恒而易为守，事归本而难以失。 夫经远之理，舍此奚据？洎奸臣广言利以邀恩，多立使以示宠，克小民以厚敛，张虚数 以献忱。上心荡而益奢，人怨结而成祸，使天子有司，守其位而无其事，受厚禄而虚其 用。宇文融首倡其端，杨鉷继遵其轨，杨国忠终成其乱。仲尼云：“宁有盗臣，而不 畜聚敛之臣。”诚哉，是言也。前车既覆，后辙不改，欲求化本，不亦难乎！[7]（卷七 八，诸使杂录上）
    这些话，从制度上深刻地揭露了唐玄宗末年，杨国忠等人专权造成政治腐败的一个方 面，这同上文所引苏冕说的“三分减一”、“三分加一”的情形一样，同属于政治制度 方面的弊端。由此可见，苏冕对于本朝的典章制度和现实政治都是十分熟悉的，从而使 其所论，有入木三分之力。又，权臣许敬宗死，因定谥号而引起朝臣的激烈争论，多数 人认为许敬宗为官为人口碑甚恶，名与实爽，主张谥为“缪”；许敬宗之孙、太子舍人 许彦伯提出异议，少数人也附和其议，高宗乃“诏令尚书省集五品以上重议”。礼部尚 书杨思敬议称：“按谥法，既过能改曰‘恭’，请谥曰‘恭’。”高宗采纳了杨思敬的 意见，为许敬宗定谥为“恭”。苏冕针对此事，驳曰：
    宇文士及初谥为“缪”，以在家奢纵，刘洎驳之，竟谥为“纵”。许敬宗初谥为“缪 ”，以干国邪佞，杨思敬改之，反谥为“恭”。是非在于当时，名实岂凭至行！‘呜呼 ，思敬青于蓝矣！（注：见《唐会要》卷七九“谥法上”条。谥号“恭”，原注：“尊贤 贵义曰‘恭’，爱民长悌曰‘恭’，既过能改曰‘恭’，执礼敬宾曰‘恭’，率事以信 曰‘恭’。”）
    许敬宗的官风、人品不佳，朝野尽知，苏冕不必再多加评论。这里，他有感于初谥为 “缪”，竟然能改谥为“恭”这样荒谬之事，嘲笑杨思敬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 是因为：宇文士及的谥号由“缪”改为“纵”，毕竟是委婉之举；许敬宗的谥号由“缪 ”改为“恭”，却是公然的溢美，带有根本性的变化。于是苏冕进而提出一个严肃的问 题：“是非在于当时，名实岂凭至行！”严肃的谥法竟也成了如此轻率无常的形式，苏 冕无疑是发出了“青史凭谁定是非”的感慨了。当然，议谥、改谥的轻率也给后世史家 撰写信史，增添了许多障碍。
    第三，关于掌故和纠谬。苏冕是熟悉本朝政事掌故的学者，故其论议中常有关于掌故 的说明，并对一些讹误的说法予以纠正。例如：苏冕指出，朝廷在官制方面，有所谓“ 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名称，但在实行过程中，往往出现重大乖误。他结合李勣等 人的实例，指出：
    “同中书门下三品”，是李勣除太子詹事，创有此号。原夫立号之意，以侍中、 中书令是中书、门下正三品官，而令同者，以本官位卑，恐位及望杂不等，故立此号， 与之同等也。勣至（贞观）二十三年七月迁开府仪同三司，八月又改尚书左仆射， 并同中书门下三品。且“开府”是从一品，“仆射”是从二品，又令“同中”者，岂不 与立号之意乖乎？谨案后汉殇帝，以邓骘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观其创置之意，亦可 上企“三公”也，可以为证矣。永隆二年闰七月，崔知温、薛元超除中书令，并云“同 中书、门下三品”，又大乖也。[7]（卷五一，官号·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