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八旗方位划分的“屯界”，也就是乡村，另设有专门的界官管理地方。界官以防御兼任，一般驻防区有几个旗，就有几个界官。界官原为八旗征收官的称谓。如《辽阳县志》记载：“防御亦称界官，官与骁骑校分掌八旗各辖界，主管催收旗租、缉捕等事。”(70) 每个八旗政区的界官中，有时以其中一名作为路记，是总管官。如《盖子县志》记载：“雍正四年丈放八旗红册地，义县设有厢黄（清帝籍隶厢黄，故厢黄为首旗）、正黄、正白三旗防御，以正黄旗为路记。”(71) 又如铁岭县康熙二十九年设四旗，置汉军防御四员，四十年裁镶白旗汉缺改满洲防御，兼掌路记(72)，抚顺的情况与铁岭相同。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旗地征赋，就是按屯界分区催征。前文所引的民国《盖平县志》记载：“每在开征之先，各旗派承催领催一名，再经城守尉点派，按七月十五、八月十五、九月十五三期征之……，其后再赴各界催收折地亦各折征（即应征之米而改作钱者）。”(73) 至民国《铁岭县志》中，清末的311个旗人自然村，就是按八旗屯界分别记载的。可见八旗屯界，是按照八旗方位原则划分的，城以下比较重要的管理区划。
    综上所述，城是在满族入关之前就已存在的，带有地缘色彩的军事区划。清代东北八旗驻防将此概念引入，城往往作为驻防区的代名词。康熙中期以后旗地租赋制度发展，城又成为军事、政治、经济等诸项活动的单元，拥有了类似州县政区的内涵。除此以外，城下设有界官、路记等按区设置的佐官，管理地方，行政区化制度更为完备。但在清代《盛京通志》、《八旗通志》等官方志书中，并没有将“城”作为政区介绍。或者可以说，在清代，城一直没有成为清朝政府认可的正式行政区划。
    四 结论
    顺治入关后，承平日久，边疆驻防旗人大多卷入当地社会经济生活，由客居变为土著，由士兵变为农民。清中期以后，盛京旗地亦逐渐转化为私有土地(74)，旗地租赋在康熙三十二年起征后不断增加，清末的新增旗地甚至与民地税额相同。驻防区土地的私有化及租赋制度的发展，使区域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驻防旗官从行政、司法、经济诸领域渗入地方社会的管理，专城旗官职能的增加，使在清中期以后，盛京八旗驻防制度逐渐成为带有八旗制度色彩的地方行政制度。
    此外，区域社会的变革催生了行政区划制度。康熙中期以后，盛京将军辖区的租赋征收区一直保持在15个左右，与规模较大的城守尉、防守尉驻防区重合，即经济区划与较大的军政区划重叠，这种重叠的区域，在清代被约定俗成的称为“城”。这种状态相当稳定，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年(75)。可以看出，盛京将军辖区的“城”已成为清代东北八旗驻防区约定俗成的行政区划，虽然清朝官书并没有给予承认。
    由此可知，自康熙中期以后，盛京八旗驻防制度逐渐转变为带有八旗制度色彩的地方行政制度。而东北其他的八旗驻防区--吉林、黑龙江将军辖区，驻防制度却一直没有转变的迹象。原因很简单，上述地区由于气候的原因，以及清朝的封禁政策，人口稀少，经济发展缓慢，一般旗地亦没有征收租赋。事务简约使此处的驻防制度失去了转变的动力。这种解释，也同样适用于关内众多八旗驻防没有发生变革的原因。
    盛京八旗驻防制度向地方行政制度的转变，可以说是清代八旗驻防中的特例，也是清朝入关后八旗制度的突破性发展。八旗制度是满族从部落向国家转变的过程中，形成的行政、军事、经济三位一体的社会组织，以旗系人，没有政区观念。盛京八旗驻防向地方行政制度的演变，为我们呈现了按人口进行管理的组织形式，在经济、行政、司法等各项事务增加后，逐渐转变为按地域划分其居民管理模式。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或许可以捕捉到中国地方行政制度起源的一些影子。
    ［收稿日期］2006-11-23
    注释：
    ① ［韩］任桂淳：《清朝八旗驻防兴衰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10页。
    ② 《清世祖实录》卷7，顺治元年八月丁已。
    ③ 乾隆《盛京通志》卷19《职官》。
    ④ 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57。
    ⑤ 乾隆《盛京通志》卷19《职官》：“盖平驻防，天聪七年设防守尉一员……牛庄驻防，天命六年设，防守尉一员旧设。”《清实录》卷396：“乾隆十六年七月癸卯，兵部议复，盛京将军阿兰泰疏请……再牛庄、盖州掌印章京，业改为防守尉，亦请改给防守尉关防。应如所请，从之。”可见牛庄、盖州防守尉均设在清初，但防守尉关防在乾隆十六年始给
    ⑥ 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6。
    ⑦ 《清宣宗实录》卷389，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庚辰。
    ⑧ 乾隆《盛京通志》卷19《职官》。
    ⑨ 乾隆《盛京通志》卷19《职官》；《清世宗实录》卷58，雍正五年六月庚子谕内阁。
    ⑩ 乾隆《盛京通志》卷51《兵防》
    (11) 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57。
    (12) 《八旗通志》（初集）卷43《职官志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