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楼兰故城和海头城位置
    楼兰一名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盐泽去长 安五千里”。公元三世纪前后，楼兰突然从史书上消失了。直到1900年，瑞典探险家斯 文·赫定（Sven Hedin1865--1952）首先到罗布淖尔，发现一座古城。此后，斯坦因及 日本大谷考察团的橘瑞超相继抵达该地，并发现一批汉晋木简和文书。德国学者希姆莱 （Karl Himly）和孔好古（August Conrady）根据斯文·赫定所获汉文文书，判定此城即 是楼兰故城。沙畹依据斯坦因所获木简，也持此说。但王国维根据出土的木简，尤其是 “李柏文书”，认为文书出土地点不是楼兰，而是前凉时的海头，即《汉书·西域传》 及《魏略·西戎传》所载的“居庐仓”，《水经·河水注》所言之龙城。其理由有三： （1）斯坦因所获简牍中，提及楼兰的有三处：“帐下督薛明言谨案文书前至楼兰≈还守 堤兵”，“八月廿八日楼兰白疏恽惶恐白”，“楼兰≈白”。仔细观察文书惯例，都在 姓名前署上发书之地，依此，则“楼兰白疏恽惶恐白”必然是从楼兰所发之书。文书既 然发自楼兰，那么，所抵之地不会是楼兰。（2）《水经·河水注》云：“河水东径墨山 国南，又东径注宾城南，又东径楼兰城而东注，河水又东径于泑泽，即《经》所谓蒲 昌海也。”河水即今宽车河、塔里木河，泑泽和蒲昌海即今罗布淖尔。楼兰城当在塔 里木河注入罗布淖尔的西北方。而斯坦因所获木简之地在东北方，与史书记载不合。（3 ）古代楼兰国自汉昭帝元凤四年徙至罗布淖尔西南鄯善后，国号虽改为鄯善，但楼兰城 名仍存。《后汉书·班勇传》载：“议遣西域长史将五百人屯楼兰，西当焉耆、龟兹径 路，南强鄯善、于阗心胆，北捍匈奴，东近敦煌。”《杨终传》也载：“远屯伊吾、楼 兰、车师、戊己。”《魏略》记载过龙堆到楼兰，都是说楼兰位于罗布淖尔的西北。所 以东方人称“淖尔”为泑泽、盐泽、蒲昌海，从西方来的人则称为“牢兰海”。因此 ，《水经·河水注》引释氏《西域记》有“南河自于阗于东北三千里，至鄯善，入牢兰 海是也”。古牢、楼同音，因为从西方来，必定先经过楼兰城，然后至罗布淖尔，所以 称淖尔为牢兰海。据此他断定，斯文·赫定和斯坦因所发现的罗布淖尔东北的古城，决 不是古代楼兰。那么，此城究竟是什么呢？王国维从日本大谷考察团橘瑞超所获的李柏 文书，断定为前凉时期的海头。李柏文书有两份，所言之事相同，所署月日相同，所遣 使者相同，实际上是一份文书及其草稿。由此可知，文书写于此城而非来自他处。其一 书曰：“今奉台使来西月二日到此。”“此”字旁注“海头”二字；其二曰：“诏家见 遣使来慰劳诸国月二日来到海头。”前记“此”，后记“海头”，即知此地在前凉时期 称海头。“海头”一名史书不见记载，可能是在蒲昌海之东而得名。此外，王国维还考 证出古籍所载与海头相当之地，只有《水经·河水注》中的龙城，汉魏时称“居庐仓” ，魏晋以后成为西域长史治所。对西域长史在魏晋至前凉时期的变迁，王国维也做了详 细考证，最后得出海头“为古代西域之重地”。
    此后，日本学者森鹿三查对斯坦因的探险报告，并结合橘瑞超所存的照片后，在《李 柏文书的出土地点》一文中认为，照片摄下的“李柏文书”出土地点根本不是楼兰（LA） ，而是斯坦因编号的LK，即海头城，验证了王国维的判定。我国学者黄文弼先后两次考 察罗布淖尔，获简58枚，其中有“居卢訾仓以邮行”。根据简文所记，黄文弼认为龙城 未必确有此城，但实有此地，在蒲昌海东岸。《魏略》中所记的龙堆，即为龙城所在地 。而居卢訾仓的方位，应在蒲昌海东南，与楼兰相对。因此，居卢訾仓不但与楼兰非一 地，与龙城也不相同[11]（P386）。
    王国维的汉晋木简研究，开创了西北史地领域的新纪元。这是“地上之材料”与“地 下之新材料”相互结合的典范，也是“二重证据法”的最早实践。尽管由于条件所限， 王国维的考释结论，为不断发现的考古材料和新的研究成果所补充、修正，但是，他利 用汉晋木简文书等新资料，结合史书文献记载的研究方法，至今仍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在20世纪简牍研究史上，王国维具有首创之功，这是应予充分肯定的。
    三、汉晋木简研究与“二重证据法”的形成之关系
    王国维的治学历程，按照徐中舒的说法：“大抵先生为学次第，可分四期：二十二岁 以前，居海宁本籍，治举子业，兼治骈散文，是为第一期；二十二岁以后，旅居上海、 武昌、通州、苏州，八、九年间，先治东西文字，继治西洋哲学、文学，年壮气盛，少 所许与。顾独好叔本华，尝借其言，以抨击儒家之学，为论至廉悍，其后亦治诗词，于 词尤自负在北宋诸家之间，南宋以下不足论矣，是为第二期；三十一至三十六，五年之 间，居北京，专治词曲，标自然、意境二义。其说极透彻精辟，在我国文学史认识通俗 文学之价值，当自先生始，是为第三期；三十六岁以后，随罗氏居东京，尽弃前学，专 治经史。盖先生此时为学，已入自创时代，故虽由西洋学说以返求于我国经典，而卒能 不为经典所束缚。此时学术最大之新发见有五：一曰殷墟甲骨文字；二曰敦煌塞上及西 域各地之简牍；三曰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四曰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五曰 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物既需人而明，人亦需物而彰。而先生适当其时而治其学，于 是先生经史之学，遂成从古未有之盛，是为第四期。”[5]（P198-199）这里所说的第四 期，是指1911年辛亥革命后，罗振玉、王国维流亡日本的那段时间。脱离了政治中心的 罗振玉，在大量收集古器物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编撰、校勘、印行。在罗的影响下， 王国维开始从哲学、文学、戏曲之学，转而钻研经史、小学、金石、音韵、甲骨等文献 古籍和出土文物资料。关于这一转变，罗振玉在《<观堂集林>·序》中回忆说：“辛亥 之变，君复与余航海居日本，自是始尽弃前学，专治经史，日读注疏尽数卷，又旁治古 文字声韵之学。甲寅，君与余共考释流沙坠简，余考殷墟文字，亦颇采君说。”[8]从 此，正式形成了“罗王之学”（注：罗、王之学的内容，陈梦家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熟悉古代典籍；（2）并承受有清一代考据小学音韵等治学工具；（3）以此整理地下 的新材料；（4）结合古地理的研究；（5）以二重证据治史学经学；（6）完成史料之整理与 历史记载之修正的任务。”（见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第50 页。），这是在传统金石学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的突破。传统金石学研究仅以零星出土 的古代铜器和石刻为研究对象，偏重于著录和考定文字资料，以达到证经补史之目的， 范围狭窄，内容有限。这种局限，到了乾嘉学者那里稍有改变。如钱大昕运用文字证史 ，开创金石文字与文献相结合研究之先河。钱氏严密精良的考证方法，如实事求是、无 征不信、广参互证、追根穷源、讲求义例和逻辑等，都对王国维的治学产生了直接影响 。他在承袭乾嘉考证学派的基础上，把碑刻文字扩大到甲骨文、金文，并与历史文献互 证，运用得更自觉、更有时代性、科学性，因而能够超越前贤，取得卓越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