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术界掀起了一场颇有声势的疑古运动，以顾颉刚为首的“ 古史辨”派对古史、古书提出了怀疑，一时间疑古思潮成为风气。王国维时居古史辨派 的大本营北京，并没有一味附合，相反，却对他们疑古过勇的偏向提出批评。他之所以 将自己最后的著作取名《古史新证》，就是针对《古史辨》而言的，以作补充，匡正。 在该书的第一章“总论”中，王国维说道：“至于近世乃知孔安国本《尚书》之伪，《 纪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 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而在第四章之后，王国维 根据三、四章“商诸臣”的内容，写了以下一段案语：“右商之先公先王及先正见于卜 辞者，大率如此，而名字之不见于古书者不与焉，由此观之，则《史记》所述商一代世 系，以卜辞证之，虽不免小有舛驳，而大致不误，可知《史记》所据之《世本》全是实 录，而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又，虽谬悠 缘饰之书，如《山海经》、《楚辞·天问》；成于后之书，如《晏子春秋》、《墨子》 、《吕氏春秋》；晚出之书，如《竹书纪年》，其所言古事亦有一部分之确实性。然则 经典所记上古之事，今日虽有未得二重证明者，固未可以完全抹杀也。”[16]（P52-53） 这种客观公允的治学态度，正是王国维学术风格的集中体现。近二三十年来，大量考古 新材料，如银雀山汉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定县汉简、郭店楚墓竹简等简帛佚籍的不断 出土，一些久已被学者判定是伪书的古代典籍，如《孙膑兵法》、《鹖冠子》、 《文子》等都重新获得了肯定，证明它们不伪，再次说明了王国维的预见性。
    王国维的治学风格，陈寅恪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 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 猃狁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 地理之作，如……《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 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 及《唐宋大曲考》等是也。”[15]（P6）这是广义上的“二重证据法”，它不仅仅是单纯 的研究方法，还为历史学研究指明了理论方向。20世纪中国学术的一大显著特点就是历 史研究与考古资料的密切结合，这一趋势上溯到罗、王二人整理考释甲骨文、汉晋木简 中已经初露端倪。有学者已经指出：“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是在日本期间确立的。 ”[19]（P178）正是基于他在日本期间主要的学术成就便是考释汉晋木简而撰著的《流沙 坠简》的认识之上所做出的判断。这种实证的方法必须建立在古代文献与地下文物相互 印证的基础之上，而汉晋木简的研究正是形成这一方法的开端。加之王国维综采西洋哲 学、逻辑思维与考古学知识于一体，融会贯通，使“二重证据法”--古文献与考古学 相结合--成为学术研究的新范式。
    王国维站在中西文化交融点上，采纳近代西方科学方法，利用各种新材料和多学科知 识研究中国历史，得出新史识，既继承了考据史学的优良传统，又推陈出新，成为承前 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代巨擘。王国维的汉晋木简研究及因之而创立的“二重证据法”， 至今仍具有现代启迪意义。诚如李学勤所言：“王国维先生的《古史新证》，以其‘二 重证据法’，从理论和方法上为现代考古学奠定了基础。”[20]（P4）实际上，其影响所 及，不仅限于考古学一门。21世纪历史学研究的趋势便是将现代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相 结合，而这正是承袭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而来。从这一点上说，王国维所开创的学 术传统，借用他评价沈曾植的话来说，即是“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开创来学 者亦以此。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鹄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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