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流沙坠简》成书仓促，加之罗、王二人未见到实物，因而在释文考证方面存在 一些错释、漏释之处（注：除王国维自己对汉晋木简有所修正、补充外，后人屡有改定 ，如贺昌群《流沙坠简校补》、《流沙坠简补正》，陈邦福《汉魏木简义证》，劳翰《敦煌汉简校文》、陈直《汉晋木简考略》、《敦煌汉简释文平议》，方诗铭《 敦煌汉简校文补正》，李均明《<流沙坠简>释文校正》，何双全《敦煌汉简释文补正》 以及吴礽骧、李永良、马建华释校《敦煌汉简释文》等。）。王国维也意识到 这一点，《流沙坠简》出版后，每年都要对其进行修改、补充、订正。如1915年“七月 ，补正《流沙坠简》考释三十余处，重阳日读《汉书·功臣侯表》至相如使西域事，因 订正前释《屯戍丛残》廪给类第一简之误，至为愉快”[13]（P101）。北京图书馆所藏王 国维自用本《流沙坠简》一书，将罗振玉和他自己所考证错误的史事，一一加以涂改， 在书的天头上用蝇头小楷写了眉批，惜因时间仓促，未能抄录。赵万里校辑《观堂别集 》卷四中，载有王国维1916年12月所写《流沙坠简考释补正自序》，序文中说：“甲寅 之春，与罗叔言参事共考释敦煌及罗布淖尔北古城、尼雅古城所出木简，阅两月而成。 虽粗有发明，而违失漏略，时所不免。既于考释后序及烽燧表中时一正之。二年以来， 浏览所及，足以补苴前说者，辄记于书眉，共得数十事，写而出之，以质世之读是书者 。”1918年6月21日，在致罗振玉的一封信中，他又说：“昨覆取《流沙坠简》校之， 其永光五年历谱简背末一行新识四字，‘十七日丙戌’下所阙一字当是‘腊’字，《说 文》冬至后三戌腊祭百神，此日适冬至后三戌，且此简有伏日，尤当有腊日也。末之字 前不可辨，今辨为‘己亥晦’三字，又前此录文漏去‘十月辛未朔大’一行，而‘十一 月辛丑朔’误书作‘十月’。如能详校一过，则此种处当发见不少也。”[2]（P260）
    此后，王国维又陆续撰写了《敦煌所出汉简跋》、《罗布淖尔北所出前凉西域长史李 柏书稿跋》及《仓颉篇残简考释》、《校松江本急就篇》等一系列与汉晋木简研究相关 的文章，都是以敦煌所出汉简综校古籍，上距他与罗振玉合释流沙坠简已有三四年，但 他之所以重视《急就篇》和《仓颉篇》，无疑与其研究汉晋木简有关。1925年应清华国 学研究院之邀，王国维作了《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的讲演，开头便强调 “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并指出古代简牍的两次出土（孔子壁中书、汲冢 竹书），极大地促进了古代学术的发展。20世纪发现的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 ，也为王国维的学术创新提供了契机，此后，他在甲骨、金文、敦煌文书等研究领域继 续拓展，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治学理论和方法--二重证据法。
    王国维自己明确提出“二重证据法”这一概念，是1925年在清华研究院向学生授课时 总结出来的，后来编辑成《古史新证》，这是以考古材料与古文献相结合来探求古史真 相的讲义。在“总论”中，王国维认为考证古史必须做到利用遗留下来的古籍与地下发 掘的新材料相互印证，“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 种材料，我辈固得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 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 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14]（P2）。这是王 国维在继承传统史学严密考证的基础上，再加上20世纪初发现的新史料（如汉晋木简等） ，遂促成了“二重证据法”的形成。与王国维同时代的人也指出新史料的发现对于王氏 学术研究的重要意义：“君（王国维）新得之多，固由于近日所出新史料之多，然非君之 学识，则亦无以董理之。盖君于乾嘉诸儒之学术方法无不通，于古书无不贯串，其术甚 精，其识甚锐，故能以旧史料释新史料，复以新史料释旧史料，辗转相生，所得乃如是 之夥也。”[8]同时，王国维对史料有一种开阔的眼光，将史料的范围扩大到甲骨、陶 器、简牍、封泥。20世纪前后的金石学较之以前有显著的不同之处，就是古物范围的扩 大与品类的专门化。罗振玉、王国维正是这一学术风气推移的杰出代表。
    关于新史料的发现对历史研究的意义，陈寅恪也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 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 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家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 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15]（P26）王国维自己也有所表明，1923年 在为商承祚所著《殷墟文字类编》作的序言中说：“……故古文字、古器物之学，与经 史之学实相表里，惟能达观二者之际，不屈旧以就新，亦不绌新以从旧，然后能得古人 之真，而其言乃可信于后世。”[16]（P8）这也正是王国维学术取得突破的关键所在。
    汉晋木简属于考古遗物，考古学的技术和方法在简牍研究中占有突出的位置，将简牍 研究与考古学结合，代表了简牍研究的新方向。《流沙坠简》是中国学者对近代考古发 掘资料进行整理和研究的第一本著作，王国维对于研究出土新材料需要科学的田野考古 知识已有一定的认识，如对木简编号的说明，即受到近代考古学的影响。1914年3月， 他通过斯坦因的考古记录，注意到沙畹原书所标有的每支简的出土地点，据此又重新考 定候官、烽燧次第，并绘图列表各一，将烽燧之次第及其所出诸简附于《流沙坠简》后 ，以便进一步研究，并作了如下说明：“余与罗叔言参事考释流沙坠简，属稿于癸丑岁 杪。及甲寅正月，粗具梗概。二月之后，从事写定，始得读斯坦因博士纪行之书，乃知 沙氏书中，每简首所加符号，皆记其出土之地，其次自西而东，自敦一敦二迄于敦三十 四，大抵具斯氏图中。思欲加入考释中，而写定已过半矣。乃为图一表一，列烽燧之次 及其所出诸简，附于书后，并举其要如次。前序考定汉简出土之地，仅举汉长城及玉门 关二事。又考释中所定候官烽燧次第，全据简文。今据其所出之地，知前由文字所考定 者，虽十得七八，今由各地所出之简以定其地之名，有可补正前考者若干事。”[8]
    王国维还十分关注田野发掘。1926年，李济主持了山西夏县西阴村的考古发掘，所获 文物运抵北京后，在清华园作了一次公开展览，观者云集，盛况空前。王国维也参观了 展览，“他（李济）回忆起把西阴村出土实物第一次在清华校内作展览演讲时，他的同事 和前辈王国维先生也去参观。李济清楚地记得，王先生对一块带流的陶片（遗址出土物 中没有完整的器物）极感兴趣，他跟李济作了热烈讨论，并揣想原陶器的可能用途，还 与类似形制的铜器作了比较。”[17]（P14）王国维对考古学的关注，来源于对汉晋木简 的整理与研究。因此可以说，“考古学在中国的奠立和发展，为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开辟 了全新的途径。中国考古学多年具有的特点，就是与历史研究密切结合，这种特点，在 其先驱人物如罗振玉、王国维的作品中，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了”[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