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有关死生有命的记载。
    豫让要杀襄子为智伯报仇。第一次躲在厕所里。襄子走到厕所门口，忽然心跳起来。让人搜查，豫让被抓出来。第二次躲到桥下，襄子走到桥前，忽然马警，豫让又被抓出来。在生命攸关的时刻，都有一种力量保护襄子，使他免于大祸。
    贯高要谋杀汉高祖，高祖走到柏人，忽然心动，决定在此地留宿，因而避免了一场灾难。
    项羽在泗水杀了刘邦的十几万士卒，剩下的十几万人也被挤到睢水中。刘邦被重重包围情况非常危急。忽然暴风从天而降，拔树折木，飞沙走石，天昏地暗，冲着稳操胜券的楚军迎面猛刮过去，于是楚军大乱，四散奔逃，刘邦得以在一片混乱之中仓惶逃命。
    亚夫没有发迹时，相面先生许负说：“君后三岁而侯。侯八岁为将相，……其后九岁而君饿死。”亚夫不以为然，但他后来虽位居丞相，权倾朝野，最后仍逃不脱饿死的结局。
    （五）有关因果报应的记载。
    殷朝武乙，“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辱之。为革囊，盛血，卯而射之，命曰‘射天’。”后来武乙在一次打猎时，被暴雷劈死了。
    田为泄私愤，以莫须有的罪名杀了窦婴和灌夫，结果被两个冤魂死死缠住，不久也跟着无常走了。
    我们知道，司马迁是个治学严谨的史官，在动笔写《史记》之前，曾对史料作过认真地筛选和辨证。他认为黄帝以前的传说不合经传，不可相信，因而删去了大量的神话故事。经过这样的甄别，写入《史记》的神怪，起码是符合作者的标准，作者起码是相信的。司马迁在写了神怪本事后，或记载其在人事上的回应，或描述其在因果上的应验，始终不忘文字上的照应交代。有时，相同的事实，分别出现在不同的篇章中。例如，《扁鹊仓公列传》和《赵世家》中，都有秦穆公、赵简子见上帝的记载，两处的行文几乎一字不差。在文风简约的古代，这位文章妙手，总不至于糊涂到把自己不相信的东西，不加批判的写来写去。由此可见，司马迁的不疑，不是明明白白的吗？
    《史记》里，司马迁也写了一些自己不相信的东西，但是，他常在字里行间，微言大义，或讥讽，或否定，在叙述之中表露自己的观点。《秦始皇本纪》有这样几句话：“方士徐市等人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乃诈曰……”这里，作者用一“诈”字，表明了贬斥怀疑方士的态度。在上文所举事例中，行文多为作者直接叙述，字里行间看不出对神怪有什么怀疑。
    《史记》中的一些地方，司马迁还亲自出面，直接肯定天命，肯定天人感应。《魏世家》里，太史公说：“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得阿衡之助，曷益乎？”《留侯世家》里，太史公说：“学者多言无鬼神，然言有物。至于留侯所见老父予书，亦可怪矣。高祖离困者数矣，而留侯常有功夫焉，岂可谓非天乎？”这里的“天”，显然指“上天”。“物”，据《索隐》解释，“物，谓精怪药物也。”其实，和鬼神是近义词。有没有天帝呢？《天官书》开头就说：“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天极星即北极星。太一，据《正义》解释：“太一，天帝之别名也。”如果说，《赵世家》里的秦穆公、赵简子只是在梦中见到天帝的话，那么，《天官书》中的天帝，就明明白白地挂在人们的头顶上。天人能不能感应呢？《天官书》这样说：“三能色齐，君臣和；不齐，为乖戾”，“火犯守角，则有战。”“火守南北河，兵起，谷不登。”“此其荦荦大者，若至委曲小变，不可胜道。由是观之，未有不先形见而应随之者也。”司马迁讲得很清楚，不论大事小事，都是上天先表现出来，而后在地上得到响应。
    古希腊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拉图认为，在我们耳闻目睹的现象世界背后，有一个理念的世界。这个理念世界是正本，是原型，而现实世界则是它的摹本、影子。黑格尔认为，在自然和社会之外，存在着一种绝对精神，这种绝对精神在自然界存在之前就已经存在着，它是世界的基础和本质，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人类社会、自然界，都是它的外化和表现。司马迁说的太一，和柏拉图的理念世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实质上是一回事。在司马迁看来，天上有一个井然有序的世界，这个世界由太一领导着。人世间的政局动荡，朝代更替，灾害异常，生死祸福，全是上天感应而成的，是它的外化和延伸。
    由此看来，我的看法和赖长扬先生的论见大相径庭，《史记》中不是没有鬼神的影子，而是神怪描写布漫其中，司马迁对神怪不是基本否定，恰恰相反，他通过自己的不少记载和评论，表明他对神经是基本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