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头脑中存在着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矛盾，我们如何评价这种矛盾呢？
    在《礼书》和《货殖列传》里，司马迁肯定人们的正常欲望，指出人们对于物质生活的依赖和追求是一种不断向前发展的“势”，是阻挡不了的，试图说明欲望对历史发展的动力作用，这是唯物的观点。但是，人们的欲望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吗？历史都是按照人们的欲望前进的吗？从欲望出发，可以沿着客观主义走向唯物论，也可以沿着主观主义走向唯心论。社会的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性，人们的欲望不是件件都能实现的。司马迁似乎也看到了这一点。《孝文本纪》载，相面先生说邓通将来是要饿死的。文帝说，邓通富不富在我。于是赐给邓通一座铜山，允许他私人铸钱。邓通很快成了巨万富翁。但是这个富翁最后还是落个饿死的下场。在命运面前，皇帝也无可奈何！从此可见，在司马迁看来，只有天命，才是决定欲望能否实现的最终原因。
    细心的读者一定会注意，司马迁对上帝，对天道从来没有否定过，他只是迷惑。在《伯夷叔齐列传》里，他说：“余甚惑焉。”他对于“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圣人遗训感到困惑，他埋怨天道不公，实际上暗含着对天道公人道也公的期望。
    《史记》中记载了一些为人主祈求长生不死的方士，他们枉费了钱财时光，结果没有一个能找到不死之药。施丁先生认为，这是司马迁“对武帝封禅求神之事，极尽揭露嘲笑之能事”，并举例说：“先是写武帝‘求神君’，时长陵女子，会装神弄鬼，‘闻其言，不见其人’，哪里是神！”司马迁写封禅书的目的是“以一个跟从者的亲眼目睹和细心观察，来揭露用事鬼神的戏法。”⑥表面看来，施先生的话是很有道理的。如果我们深入一步，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就会明白，司马迁也是在嘲笑那些帝王和方士们都是不知天命的可怜虫。冥冥之中早已为人安排了命运，你们却去祈求长生不死，岂不是痴心妄想。
    肯定陈胜起义，是《史记》中辉煌的篇章。司马迁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高度评价陈胜、项羽的功绩，这种远见卓识，无论现在和将来，都值得称颂。但是，秦汉之际的历史是不是陈胜为代表的人民群众创造的呢？司马迁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呢？据《高祖本纪》和《封禅书》记载，天有五帝，即白帝、青帝、黄帝、赤帝、黑帝。刘邦是赤帝的儿子。“秦汉之际，五年慧星四现，久者八十日，长或竟天。其后秦遂以兵灭六王，并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乱麻，因以张楚兴起，三十年间，兵相骀藉，不可胜数。”秦亡六国，汉代秦兴，在司马迁看来，这都是天帝的安排，陈胜、吴广、项羽，不过是天帝用来表现其意志的工具罢了。
    由此看来，司马迁对哲学的一些重要问题的回答，尽管在不少地方表现了唯物主义的倾向，但他的最终答案，都是唯心主义的，因此，我们只能说，司马迁的思想是含有唯物因素的客观唯心主义。我们的这个结构论，是从哲学的归根到底的意上得出的，并不绝对涵盖司马迁某时某地具体思想的具体成份，并不代替对司马迁思想的具体构成的深入分析。司马迁的思想是在对前人和汉代精神成果吸收的基础上，经过他的生活冶炼而成的既不是道家也不是儒家的一种新的思想。其实，随着人类思想的不断深入发展，我们应当用新的观念认识《史记》，认识司马迁的思想，不应当局限在旧有的范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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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迁的思想对《史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里仅就几个方面作以粗浅分析。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指出，徘徊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必然走向不可知论。司马迁经常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徘徊，这就使《史记》不少地方带上了神秘的色彩。《项羽本纪》末尾说：“吾闻之周生曰：‘舜目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邪！何兴之暴。”项羽崛起于垄亩，叱咤于天下，司马迁怀疑他是否长相不凡，有着圣人的血统？这就把项羽的成长史蒙上一层帏幕，变得深不可测，令人难以捉摸。这种不可知的影子，限制了司马迁的眼光，使他的思想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发生矛盾的时候，向唯心史观作出让步。
    《史记》在描写悲剧人物的时候。常常表现出宿命论的倾向。《李将军列传》里寄寓了作者对李广的无限同情。那些才能、功劳不及李广的人，有的封侯，有的人相，唯独李广没有封赏，最后竟落得引刀自杀的悲惨结局。这本来是皇帝赏罚不公的过错，但是司马迁却认为是李广“八字”不好。
    司马迁也认为历史是发展的，但是这种发展不是象长江大河一样的滚滚向前，而是一种类似田径场里的园周运动：“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似乎天帝在作游戏。这种历史循环论是他唯心史观的延伸。
    《史记》的作者在写人物的时候，把自己满腔的激情灌注到人物身上，把自己对历史人物的憎恶、嘲讽、喜爱和颂扬，透过字里行间，淋漓尽致地表露出来，以至使人“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生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鲁迅先生也称它是“无韵之离骚。”但是，我们知道，文学和史学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一个靠感情凝结，一个靠冷静地观察。文学是以描写人为中心的，人是有感情的，一部好的文学作品，无不凝聚着真情实感，只有充满感情的作用才能打动人心，赢得读者，获得艺术的魅力。文学作品的创作，从感情出发，文学作品的欣赏在感情的共鸣中完成，文学作品从孕育到它功用的发挥，自始至终伴随着感情。但是，历史作为一门科学，它的任务是在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来。历史的发展虽然也离不开人的有感情的活动，但历史规律本身却是不以人的好恶而客观存在的。人们要发现它，就不能从感情出发，而必须以客观的态度冷静地考察历史，从大量的史料中，剔除虚假的现象，发现内在的本质。在这里，掺杂任何一点感情，都会导致偏离真理。一个历史学家，如果个人主观感情太浓，必然会影响他的研究工作，他的语言可能偏激，他对史料的选择甄别可能失误，他对历史的评价可能悖谬。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史记》的文学价值是第一位的，史学价值是第二位的。
    应当说明，我们分析司马迁的思想矛盾，分析他的思想局限在《史记》中造成的影响，决不是苛求古人，也不是要贬低司马迁的历史地位。正确地把握他的思想，恰恰是为了对他的作品作出科学的估价。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文学上、史学上，司马迁都达到了他那个时代的高峰。司马迁的用他的《史记》建立起来的丰碑，永远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注释：
    ①《史学史资料》1980年第6期。
    ②《司马迁研究新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③《史记·赵世家》。
    ④傅延修 夏汉宁《文艺批评与方法基础》，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1页。
    ⑤皮亚杰《发生心理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5页。
    ⑥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司马迁研究新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9-1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