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副高的进退、伸缩使江淮地区的降水年际变化较大，而且各季节分配又极不均匀，秋冬季节降水较少，冬季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10％左右，秋季占15％-20％。春季降水量开始偏多，约占25％-33％。夏季（6-8月）受夏季风的影响，雨水较多，约占40％-50％。[7] 由于降水年际变化大和季节分配的不均，所以容易形成春夏季节旱涝交替的局面，或春旱夏涝，或春雨绵绵而夏季则伏旱炎炎。
    （三）从水系看，江淮是著名的水网地区，长江迤其南，淮河界其北，黄海滨其东。淮扬运河（里运河）纵走于东部，沟通江、淮两大水系、如此复杂的水系极易造成河湖漫溢、堤坝决口之洪涝灾害。
    长江进入江西湖口以下，沿江淮南缘东走为下游。河段北岸有华阳河、皖河、埭沟河、裕溪河、菜籽湖水系、陈瑶湖水系、巢湖水系、滁河等支流汇入。其中埭沟河，在望江县北60里，其水“纳怀宁连沙滩，趋石窟，达于山口，入于江。水溢则一望无际”。[8]850 滁河水系发达，支流众多，河道浅窄，发源于江淮丘陵区，在江苏六合瓜埠口入江，流域面积1.3万平方公里。在来安县境内，沙河、清河、滁河三河合流，但下游河道却很浅窄褊曲，“雨潦难消”，明清两代的官府屡经议开朱家山支河以解决滁河下游通畅问题，但遭到了六合等地方乡而势力的反对而未果，“致各圩时被水灾”，也就是所谓的“河汇三叉咽不流”。[9] 长江下游两岸地势，南高北低，所以南岸多山溪性河流，北岸则多洼地和湖泊，主要湖泊有巢湖、大官湖、泊湖、白湖、武昌湖、菜子湖等，其中以巢湖为最大。泊湖，在望江县西40里，其水“受香山、月山、连龙，南北涝，仰泷西金口诸水达于急水镇河，入于江。水涨则沙嘴、赤上、香草、蓝家、罗家一带田俱受涝”。武昌湖，在望江县东北30里，其水“受茗山、凤楼、乌龙汇、马头芦、薪连、青草，以达于江。水涨则张公鸦滩、毛池一带田亩多为所侵。”[8]850
    位于江淮北沿的淮河，有落差大、支流多、两头翘、中间低的特点，全河大部分落差都集中于上游，中游比降十分平缓，尤以正阳关至洪泽湖间为甚，其中蚌埠以下比降极缓，浮山至洪泽湖间，河底甚至出现倒比降，下段河床反而比上段河床高，这些河道特征使得淮河中游地段行洪能力很差，一遇大水，极易发生涝灾。下游河段比降本已缓，又流经地势平缓的江淮平原，再加上下游河床淤积严重，海水和江水的壅水和顶托，洪水下泄十分缓慢，更易形成洪涝灾害。淮河支流多分布于上游，且流经的是海拔较高的山地丘陵地带，而下游的洪泽湖由于多年的泥沙淤积、大堤加高加固，湖底已高于淮河河床，形成“地上湖”，情形类似黄河下游。这种两头翘、中间低的淮河干流河形，极易造成行洪不畅，是为“卡脖子”。志载：“淮自霍邱以上，其流未盛。至寿州受两沙河之水（界水和颍水），至凤台又挟两肥而浩瀚极矣。数百里之来源，挟南北翼注之众水，而泄之以八十丈之硖石口，其势不畅，故每遇夏秋霖潦，万水俱汇则泛溢为害，包冈阜，败田畴，坏房舍，浸城郭，往往而是。”[10]29 “两头翘”的河形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在中游的洪水组合，即在淮北各支流洪水缓慢汇入淮河的同时，淮河干流上游与淮南山区各河又接连发生洪水。故而淮河中下游两岸阶地和平原也就成为淮河洪涝灾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淮河干流两头高、中间低的“两头翘”以及中游河道弯曲狭窄之“卡脖子”，皆为南宋以来黄河夺淮所致。黄河在1855年北迁后，江淮大地从此少了一巨浸，其水系又发生了重大变迁。道光以前，黄、淮交汇，江淮平原“患潦之岁多”。黄河北徙后，淮流虽未复故道，“然地脉之疏通，支川之分泄，必有暗减其流者”，所以“每遇时雨衍期，忧旱之岁且半于忧水”，“此水利之一变也”。[11] 由此可知，黄河夺淮所造成的淮河水系紊乱是江淮平原和淮河南岸平原阶地水旱灾害频发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催生灾害的经济动因：不合理的经济开发活动
    如果说在江淮地区开发的前期，上述地形、气候、水系等自然致灾因子因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稀疏而没有凸显的话，那么在唐宋以后随着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在江淮的逐渐展开，尤其是在明清时期因江淮地区不合理的经济开发所导致的人地关系恶化以后，自然致灾因子和社会因素就相互联结、相互作用，使得该地区屡遭水旱灾害的袭击。
    （一）涸湖废塘为田，与水争地，增加了水旱几率。随着明清时期江淮社会经济的逐步开发，围湖废塘为田造成水旱灾害频发的事情屡见记载。和州的麻湖、沣湖在永乐、景泰年间被围垦，“然地势平衍，水难骤泄，每逢雨潦，往往多淹没之患”。[12] 正是由于张良兴不顾当地地势平衍之实际，盲目地涸湖为田，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使水利之蓄泄失宜，遗祸无穷。至乾隆时仍是“覆之则不可稼，而虚赋逋丁日耗，累民日贫”。[13] 在庐江，明嘉靖三十一年（1532年）大旱，居民钱龙等见巢湖水滩涸出，报县开垦新丰、新兴二圩，因其属于蓄水区，“嗣后湖水仍旧，滩圩淹没，赔纳粮草，民甚病焉”。[14] 扬州的五塘（陈公塘、句成塘、小新塘、上雷塘、下雷塘）是汉唐时期所凿，“千余年停蓄天长、六合、灵、虹、寿、泗五百余里之水，水溢则蓄于塘，而诸湖不致氾滥，水涸则启塘闸以济运河”。但嘉靖年间“奸民假献仇鸾佃陈公塘，而塘堤渐决，鸾败而严世蕃继之，世蕃败而维扬士民攘臂承佃，陈公塘遂废，一塘废而诸塘继之”。五塘被开垦成田，对周围地区生态环境影响颇大，“夫五塘大于汜光、邵伯五湖数倍，水既不入塘，惟汎于湖，故湖堤易决，他日堤东兴、盐、高、泰五州县之民悉为鱼矣”。[15]
    至清代围湖涸塘为田则更盛。天长在康熙时因年岁屡旱，而滨湖洼地遂为湖民草草改田，但此种田地并不能长保丰收，因为“雨水少勤，而湖水微涨，依旧没焉”；[16] 凤台“县西之焦冈湖、董峰湖，东北之钱家湖、穆杨湖皆周数十里，盖昔时淮水游波，停汇渐淤成陆，民今垦殖其中，小涨即淹没见告矣”；[10]52 宿松县南八里的排山、巢林、长安3庄，原本是“滨河泥滩地亩，明时河道深广，泥滩多没于水中，清雍乾后，河渐淤涨，滩壅愈高，附近居民于是傍河筑围，开垦田亩”。“当各围初建之时，正值乾嘉间，江潮低落，湖水不波，所垦之田，丰收有庆。自道光后连年大水，溃决之患，几于无岁无之，是昔之易荒原为腴壤者，今又变腴壤为荒原。邑境患水之庄二十有七，而九城围田则受灾称首。”[17] 宝应县运河西的宝应湖、白马湖也因“民贪小利，占湖为田，白马旧湖面积日削，宝应湖口收束如瓶，一遇淮涨，则时安等庄白波浩淼”。[18]210
    （二）垦山拓地，水土流失，河道变迁，洪涝加剧。大别山地是长江下游北岸一些支流和淮河多数支流的发源地，江淮中东部山地则是“西山七十二水”及长江下游一些重要支流的发源地（如滁河）。荒坡山地，因坡度大、土质疏松，在植被破坏以后，涵养水源、滞留地表径流的功能大为下降，所以易加剧水土流失。一方面，造成新开垦土地本身不耐水旱，出现“垦砂砾以为田，凿石隙以耕地，小潦即泄，小旱即枯”、“地力既尽，元气日销，天灾流行，人事屡变”[19] 的局面，另一方面，每逢暴雨就会直接引起山洪灾害。如河南信阳地处大别山地，淮河绕其北，浉河迤其南，由于山地被肆意开垦，“两大干河溪港歧出，每届夏季，山洪不时暴发”。[20]417 又因境内之淮河距发源地不远，“河底皆细沙，每逢山洪暴发，两岸泛溢，漂没田庐人畜”。[20]120 严重的水土流失影响则更为深远而广泛，河流挟泥沙而下，造成河流下游河床的淤塞垫高进而常闹山洪水灾。杨友敬在《复太守高公询州境水利》中就谈到，六安西北沿河十三湾频年被涝，且波及七家坂、官田坂，原因就在于“西去万山，昔惟草树蒙茸虎狼窟宅，近人烟辐辏，崇山悉开，熟地土松雨涤，逐渐归河。又丁未（道光二十七年，即1847年）之变，山石颓落，淤塞河道，水多旁溢，旁溢则河行反缓，行缓则泥沙随在下坠，河面日渐平浅，干河浅则支河亦淤，水行地上，能勿涝乎”？[21] 舒城，前河“发源处皆山，近时开山人众，岁潦则多淤涨之患”，[22] 是故，每逢汛期，河流两岸泛溢成灾。在大别山山前东南平原和安庆谷地，则以潜、皖二水水患为重。道光二十九年，太湖大水决堤，破城数百尺。时任县令张宝镕就认为“湖邑水患由西北山乡开挖者”所致，因“沙土松浮，夏雨湍涨，水挟沙趋，河身淤垫日高，遇水潦即浸溢”。[23] 潜山县则因“潜皖二水环绕乎其旁”，“然地势西北多山，东南滨河。山多则缺粮，滨河则苦潦。缺粮则山尽垦辟，水无停蓄，盛涨挟泥沙俱下，而河患愈烈”，[24]2 “每逢夏潦泛滥冲决，滨河之民荡析离居”。[24]3 在江淮中东部山地的一些支流，也经常因民人开山垦殖而导致河道淤塞、水灾频繁。汪喜荀就认为家乡比年水灾，导致江水坏堤，“系棚民开山积土壅塞所至”。[25]
    水土流失日积月累，就会引起河流的巨大变迁，使得沿河居民饱受水灾之苦。光绪《盱眙县志稿》的作者就认为“时雨骤降，山溜挟沙而下，其蔽兼受之水，淮身淤垫，半由于此”。[26] 又如舒城之前河，源出潜、霍诸山，原本是“自源迄委，曲折经行县境二百余里。而后河界连六合，源于平冈，无沙石之淤，河身低于前河，水势不及前河之半。故前河山水暴发，必北注后河，以杀其势”的，伴随着清中叶以来该县“生齿日繁，山民不足于食，垦荒渐多，树叶草根无以含水浮沙，细石随雨暴注，日积月累，河道遂塞”局面的出现，前河河道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迁：“初前河之注后河也，由县前。河渐移而东，由鲍舒桥。河又移而东，由千人桥。河今且东移，而由钱家河、航埠河。水势回远，滨河圩堤时有决溢。又两河入湖之口扼于三河诸圩，尾闾不畅，沿河之地常苦潦。故县河塞而方家冈泛，方家冈之堤成，而任家湾决，下愈壅，上愈溃，必至之势也。”[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