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助天灾：水利设施兴修、管理和使用上的矛盾和纠纷
    减轻水旱灾害损失的重要措施是兴修和利用塘、坝、坂、堰、涵洞等水利设施。而塘坝等水利设施的兴修、管理和使用，涉及国家和民间社会方方面面的利益，若处理和协调不当，便会激化水利矛盾，进而使得水利设施遭到破坏或不能很好地发挥防灾减灾效益，水旱灾度被人为地放大。明清时期江淮地区这种因水事矛盾激化而导致的自然灾害与人为灾害的叠加，从而加剧灾害破坏力的例子，不胜枚举。细究之，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地方豪强或刁民霸占水利设施，使其他民众不能利用水利设施及时地进行排灌，本可得以缓解或消除的灾情反而因此蔓延、加重。如舒城县的西北乡，村民一直用七门堰的水灌溉农田，明末农民战争后多被“豪强占塞”，所以其他村民之田“多苦旱”；[28] 寿州的芍陂，“明正统以来，六有奸民辄截上流利己，陂流遂淤”；[29] 成化十九年（1483年），六安豪强将龙穴水源上游朱灰革、李子湾等处筑坝拦水，淹为私田；嘉靖年间当地强霸董元又据芍陂南端的贤姑墩至双门铺一带毁源建田；清代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六安豪强晁在点等人合伙占据陂之上游，筑拦河堤，断绝水源，危害百姓；道光五年晁在点后人晁燕恺等人气焰更加嚣张，又在上游筑坝拦截陂源。[30] 豪强阻截上游陂源，这样就导致其他近陂居民在旱时不能获取充足水源及时加以灌溉，使得旱情日趋加重。庐江县南有二湖，环湖皆圩田，唯缺口一河，通江泄水。康熙年间，当地豪民却“截河外坝障上流，以资灌溉。涝则以邻为壑”，其他村民甚以为苦。[31] 在淮安，有强佃刁民“遇旱年则筑坝以蓄己水，既令己田充足，并可偷卖得钱；遇水年则放水以淹邻田，抑或纠凶堵坝，不许他人宣泄”。[32] 在高邮，“近年（道光年间）河荡归海去路，诚有奸民筑坝河心。遇水小则筑于下口以专利，而下游旱；遇水大则筑于上口以免害，而上游潦”。[33]
    （二）水旱灾害来临时，近水居民为防水旱而不惜通过壅水得到灌溉或盗决堤防以泄水。同治元年（1862年）江淮大旱，“宝应据高邮上流”，于是壅水为己利，而导致下游的高邮灌溉用水短缺。[34] 在江淮平原上，因湖河交错、地势低洼，洪涝灾害极为严重，于是盗掘堤防以泄洪而造成人为灾害的事例也很多。如兴化、泰州本来都地处下河，而一体被灾。然而兴化自隆庆年间筑有长堤一道，隔住了泰州之水，使不得急泄。于是“每岁邵伯湖决及减闸诸水，泰州屯宿独先而宣泄独后，故连年泰州受害，视兴化尤惨”。[35]210 淮扬运河在江都、泰州段，因为上下河势若倒悬，所以遇大水漫溢时，上河居民最易盗决堤防以泄入下河。官府虽然在运堤上建有浅坝涵洞，并置夫防守，使运堤坚固而运道“无壅滞之虞，民田鲜漂没之患”，“奈何田河上游者，遇涝年辄盗决之，虽数有严禁，竟莫能止”[36] 江都境内的金家湾一堤对泰州防洪来说至为重要。此堤位于邵伯之南，“附近湾头滨东塘路入里地方。旧设此堤以捍上流之水，径趋芒稻河，以注于江。而泰州下河，借此以免淹没之患”。但是自崇祯四年（1631年）大水横流，近湾居民盗决20余丈。“奈泰州地形如釜，以致淮、黄之水悉从此处，势若建瓴，奔流东注。接遭五年洪水相仍，竟以泰州为壑，不复归芒稻河矣。迄今，金家湾堤冲决至四十余丈。泰州下河，一望巨浸，滔天百里，田沉水底。”[35]216 在江苏靖江、泰兴县灌溉排水都是通过纵横交错的沟港得以实现的，“泰之壤高而靖洼，每淫雨泛滥，泰人辄以靖为壑”。[37]16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六月十二日泰兴民为排泄境内积水，强行掘开靖江之水洞港，“致丁墅、太平两团，顿遭水患。团民正在修筑间，十五日被泰民尽掘界河之南官坝”，[37]73 靖江水患因此加剧。乾隆七年，扬州北湖地区大水漫溢，“愚民盗决堤”，原因是“水溢六年矣”而不得有效治理。[38] 在洪泽湖地区，道光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更是发生了骇人听闻的盗决堤防、导致全黄入湖的事件，时称“桃南之变”。据林则徐称：当时的桃源监生陈端、陈光南、刘开成及生员陈堂等驾船携带鸟枪器械，拦截行人，捆缚巡兵，盗决桃南厅于家湾龙窝汛十三堡河堤，促使“全黄入湖，滔滔下注，湖东各州县更不止如前此之被淹”。[39] 阜宁在山阳的下游，所以在第十区任桥乡杨苗花北建有老虎坝以阻挡上游来的洪水，这样遇大水之年，山阳的积水排泄经常发生困难，光绪十三年（1887年），适逢“秋潦”，于是山阳大单庄一带居民率众强行开挖阜宁县境大郭庄任家桥缺口。[40]
    （三）在江淮中东部的运河沿岸，国家为确保漕运水源或运堤安全，不惜牺牲民众利益，任意启闭闸坝，是造成上下河地区旱涝灾情加重的人为政治原因。淮扬运河既是漕运通道，也是两岸居民农田灌溉、人饮牛吸的主要水源。正如王懋竑所云：“国家漕江南百万石粟以实京师，淮扬为咽喉之地，最重且巨。而此百十里间，水门数十，提封十余万顷，其灌溉之利无不资于此。于其不宜闭之时而闭之，则皆为石田矣。于其不宜开之时而开之，则皆为巨浸矣。故利害之所系尤急。”[41] 因此每遇大旱或者大水年份，闭闸闭涵洞以蓄水济漕或启闸洞以泄运河水涨的国家意志就与两岸农田急需灌溉或不致被淹浸的民间意识发生了冲突，“运河闸洞，民田皆资灌溉。水小则闭以济漕，而民苦旱；水大又启以保堤，而民苦潦”。为协调各方的矛盾，官府制定了启放规则，使河水上游各坝皆有定志，只有水达定志时才允许启放闸坝。如高邮三坝水志，就规定“不至三尺不开”。[18]634 不过，因为漕运毕竟是国家的头等大事，所以为任一方的大员多怕有个闪失，于是虽有定志，也多不严格执行，“值伏秋盛涨，河督为避险计，往往先时启泄，民田受其害。”[42]
    （四）在通、扬之间的运盐河以及防潮和防卤水倒灌的范公堤一带，盐商为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而擅自挖掘堤坝，以利行盐，结果加剧了该地区的水旱灾情。在阜宁一带，一些盐商为了运盐便利，常常偷挖捍海堤或者挡潮闸坝，使得卤水得以长驱直入。[40] 在江都、泰州，江都位于泰州上游，两地地势高下相悬，所以在其间多常年闭塞沟港，建堤坝以预防洪水大肆下泄，上河泄水径由芒稻河入江。不料万历年间江都“宜陵镇罔利奸豪，故将山洋河、赤莲港、徐家邗子三处私开大河，擅通商货，偷放私盐，致水下冲，不分昼夜，民田尽被淹没，春耕无计可施”。[35]211
    综上所述，江淮地区水旱灾害的频繁发生是多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过渡性的地形、气候、水系造就了江淮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自然孕灾几率本身就很高。不合理的经济开发活动又使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更加恶化，诱发和催化了水旱灾害的频繁发生。而围绕为防灾减灾或航运而兴建的水利设施之使用所产生的水事矛盾，因为涉及国家和民间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往往很难得到有效的协调和处理，从而导致了许多本不该发生的或即使发生了也可以控制住的水旱灾害得以产生和蔓延，是为人助天灾。此外，我们在讨论江淮水旱灾害多发的原因时，不能忽视该地区当时的农耕社会环境。明清时期的江淮在很大程度上还处在“不发展”的农耕社会发展阶段，这种落后的农耕社会又是以重农轻商、单一性农业的社会经济结构、市镇和商贸经济水平偏低为表征的。[43] 农民多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在有限的土地上从事鲁莽而报的耕作，可以说是靠天收。这样的职业和粗放耕作方式，使农民同士民、商人、手工业者相比，极易直接遭受水旱等自然灾害的侵袭。加之封建政府和地主对农民进行的超经济剥削，又使得农民家庭雪上加霜，经常处在绝对贫困线以下，这大大降低了农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而商品经济、市镇水平偏低，也无法起到阻截乡村游离出来的无籍游民的缓冲作用。因此，从辩证的角度看灾害与江淮农耕社会的关系，我们说“不发展”的农耕社会虽不是导致灾害发生的直接原因，但这种经济形态无疑加大了灾害的破坏力和破坏程度，即使是小灾也被放大成了大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