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文化中别具一格的新安画派，也在此期悄然崛起。明中后期画坛上，由歙县人程嘉燧开创的具有广泛影响的天都画派，因主要代表人物及其传人在明清易代之际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途径，而渐趋式微。歙县人渐江、休宁人查士标、孙逸、汪之端在清初画坛先后崛起，因都主张师法自然，且画风相似，以枯淡、萧疏、幽冷为旨趣，被称作“新安四大家”。学界认为，以新安四大家为主要代表，其中渐江为首席代表，以程邃、戴本孝、郑旼等为主要骨干，以一大批新安画家为成员，最终形成了新安画派。(53)该画派在中国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不仅名重一时，且对后世中国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明清之际的战乱以及清初迭兴的“文字狱”，予当时刻书业以重创。刻书范围缩小，数量锐减，市场萎缩，这是其时全国范围内的普遍现象，而徽州刻书业亦莫能外。不过，根据相关文献记载，在“文字狱”的阴影下，徽州的刻书业仍在艰难发展。首先是以府学、县学及书院为主体的徽州官刻，此期陆续刊刻了《紫阳书院志》、《程朱阙里志》等专志和《歙志》、《歙县志》、《黟县志》等8部方志；其次是徽州家刻在此期并未停顿，有学者统计清代徽州家刻有32姓，所刻图书300余种，其中有一部分诗文集和医案属于清前期所刻；(54)再次是此期徽州坊刻在本土以歙县、休宁为主，刊刻了部分经史图书和个人文集，在外埠杭州、扬州等地，刊刻了《昭代丛书》、《檀几丛书》等丛书。这些状况，表明了清前期徽州刻书业的复苏。
    此外，徽州文学在曲折中亦有所发展，出现了张潮(1650-1709年，歙县人)、汪森(1653-1726年，休宁人)、孙默(1613-1678年，歙县人)、赵吉士(1628-1706年，休宁人)、闵麟嗣(1628-1704年，歙县人)、程梦星(1678-1747年，歙县人)等一批文学家和诗词作家，他们在清初文坛上均占有重要的位置。徽州版画在此期虽未恢复到明中后期的万千气象，但仍出现了一批艺术珍品，如顺治五年(1648年)刊刻的《太平山水图》(萧云从画)、顺治八年(1651年)刊刻的《博古叶子》木板画集(陈洪绶画)、康熙四十年(1701年)刊刻的《秦楼月传奇》等。而新安医学在清初则出现了以汪昂(1615-1698年，休宁人)、郑重光(1638-1716年，歙县人)、程衍道(1593-1662年，歙县人)等为代表的一批名医，他们一方面重视医学理论的研究，编著了大量的医案验方等实用医学著作，另一方面也关注临床医学实践活动，推动了新安医学的快速发展。惟徽商因在明末受挫严重，振兴稍慢。总体来看，徽州文化在经历明末的顿挫后，于清前期得到逐步复苏，部分文化现象已然出现了兴盛的状况。
    第四时期是清中叶。该时期大致从康、乾之交开始，至道光年间(1821-1850年)告一段落。此期徽州文化体现的特征是博大与精致。
    由于战争的影响，清廷定鼎中原后，百废待兴。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休养生息，清朝进入了一个全盛的时期。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文化繁荣，史家把这一时期视为中国历史上难得的“盛世”之一。徽州文化在清初复兴的基础上，得到全面发展。其具体表现如下：
    一是徽派朴学名家辈出，学术影响深远，进入全盛的发展时期。清前期歙县人黄生(1622-？)著《字诂义府》等字书4部，“于六书多所阐发，每字皆见新义，而根据博奥，与穿凿者有殊”(55)，被推为“清代朴学先导大师”(56)，首开徽州朴学风气之先。其后婺源人江永(1681-1762年)著《礼经纲目》、《律吕阐微》等书，在训诂学上的贡献自汉大儒郑康成后“罕其俦匹”(57)；休宁人戴震(1724-1777年)著《孟子字义疏证》等书，“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58)，成为徽派朴学最重要的奠基人。近人支伟成称“皖派经学，实自江、戴开宗”，而其“人才之盛，诚远迈他派”。(59)乾隆以降，徽州朴学名家大量涌现，其中代表人物包括程瑶田(1725-1814年，歙县人，著有《通艺录》等书)、郑牧(1714-1792年，休宁人)、汪肇龙(1721-1780年，歙县人，著有《石鼓文考》等文)、汪梧凤(1725-1773年，歙县人，著有《诗学女为》、《松溪文集》等书)、方矩(1729-1789年，歙县人)、金榜(1735-1801年，歙县人，著有《礼笺》、《周易考古》等书)、汪龙(1741-1823年，歙县人，著有《毛传异义》、《毛诗申成》等书)、洪榜(1745-1780年，歙县人，著有《四声韵和表》、《书经释典》等书)、凌廷堪(1757-1809年，歙县人，著有《礼经释例》等书)、江有诰(1773-1851年，歙县人，著有《江氏韵学十书》等书)、程恩泽(1785-1837年，歙县人，著有《国策地名考》、《程侍郎遗集》等书)等人，他们以江、戴为宗，著书立说，构成了徽派朴学强大的阵容，并推动其发展到全盛期。在乾嘉考据学派中，以徽州籍学者为核心组成的徽派朴学，是最为重要的一支力量。
    二是史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从传统史学的著述与研究来看，此期徽州地区的史学著述数量众多，且门类丰富。据道光《徽州府志》等书记载，正史类著述有章平的《史记校异》、程嗣章的《明史略》、汪士铎的《南北史补志》等；史评类有吴恒的《读史论断》、程尚志的《史镜》、胡匡宪的《读史随笔》等；史钞类有汤球的《十六国春秋辑补》、《十六国春秋纂录校本》、《晋纪辑本》、李秀会的《史学节要类编》等；史地类有洪亮吉的《乾隆府厅州县图志》、章遇鸿的《三国志舆地考》、张匡学的《水经注释》等。(60)这些著述在相关研究领域中，受到高度重视和评价。如于宗林在《乾隆府厅州县图志》“跋”中称：“先生此书，则今昔之要害，中外之钜防，何尝不随地附见而不涉议论，不事附会，则所见不又出于方舆纪要等上乎！”(61)吴翊寅评价汤球的《十六国春秋纂录校本》“补正脱误，使成完书，纠谬拾遗，厥功甚伟。”(62)此期徽州史学的另一个突出成就是地方志书的大量编撰和刊刻。有研究者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等书统计，清代徽州府县乡镇志总数在50种左右，而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四朝达到了23部，接近总数的一半。(63)这些方志一方面具有连续性和继承性，另一方面乡镇志的编撰成为新的亮点。此外，各类专志编撰在此期也有不俗成就，如记山水有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徐山康、张佩芳删定的《黄山志》2卷，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成书的《歙县舆地志略》，歙县人洪榜的《新安大好纪丽》4卷等；记书院的有董桂敷《汉口紫阳书院志略》8卷等。作为史学成就重要内容之一的家谱修撰，在此期也呈现出数量剧增、种类繁多、体例完备、特色鲜明的盛况。(64)